Ⅰ 求一篇中國電影史的論文。
百年簡史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
第一部中國電影《定軍山》
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中國電影史上的三次產業發展時期：
第一個產業時期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於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後，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准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准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後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製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雲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中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型大小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製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現在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現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製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製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後建起了屬於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於等到時機，立即於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製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於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代理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於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並不遜色於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第二個產業時期
1937年後，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
Ⅱ 急求！中國現代電影藝術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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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馮小剛電影的審美趣味談起
【摘 要 題】影視瞭望
【正 文】 馮小剛的電影近年來一直是中國電影業界和世俗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大牌的明星陣容、成功的商業化炒作、詼諧幽默的城市娛樂風格已經是馮氏電影獲得成功的幾大重要元素。毫無疑問，馮小剛的電影是中國國產電影市場上最有票房號召力的品牌：1997年他的內地首部賀歲片《甲方乙方》的票房成績使低迷的國產片市場看見了曙光，該片北京地區票房達到1180萬元，全國票房達到2400萬元；之後《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到《大腕》、《手機》再到2004年的《天下無賊》，馮小剛的商業電影獨樹一幟，票房一路走好，且節節攀升，創造了中國電影的世俗神話。作為國產票房的一種有力支撐，馮氏電影得到了來自觀眾、業界、輿論界太多的關注和青睞，這種意義已經超出了電影本身的藝術魅力和價值含量。在人們對電影藝術的飢渴需求中，馮小剛貼著「賀歲」標簽的商業電影，成為大眾娛樂生活中的「狂歡」對象。
一、馮小剛電影的精神品貌
娛樂的餃子皮，商業的餃子餡，以幽默調侃的方式抒寫著都市人的都市風情，這是馮小剛賀歲片的馮氏秘方。就商業運作來說，馮小剛幾乎成為中國電影界的一面大旗，在並不景氣的中國電影界，很長一段時間里能夠為可憐的票房帶來生機和活力的恐怕就只有他的電影。從這個意義上，馮小剛在中國電影史上是佔有顯著位置的。所以在人們的眼裡，馮小剛成了一個「無法復制的楷模」，而這種成功在於他的性格，在於他的生活閱歷、在於他的人生練達——「周旋於是非的智慧，平衡於上下的韜略，提防明槍暗箭的辛苦，承受淺薄誤解的委屈。」（註：馮小剛著《我把青春獻給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封底。）在電影創作並不疏朗的生態環境里，他打的是擦邊球；在左突右奔的生存競爭中，馮氏電影的招牌已經掛起來了，而且回頭客越來越多。
我們來仔細看看馮氏電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獨樹一幟的娛樂風格。1997年馮小剛導演的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帶給觀眾的感覺是一種久旱逢甘霖，是一種不期而至的審美愉悅，人們懷著詫異的驚喜和寬容的心態面對著新鮮而又輕松的「賀歲片」。從此以後，每年的新年檔期，人們對馮小剛的「賀歲片」有了一份期待。到目前為止，馮小剛共拍攝了八部以「賀歲」為主題的商業電影，這些影片反映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和現實聯系很緊密的，關注的多是普通人的情感和各階層人遇到的新鮮問題，而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調侃灑脫的人生態度更是迎合了觀眾的審美需求。《甲方乙方》用幾個看似荒誕的超現實故事完成了人們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夢想，老百姓的「住房夢」、「大款夢」、「明星夢」通過甲方、乙方的契約合同輕而易舉的實現，娛樂地化解了人們心中的渴望；《不見不散》中跨越祖國和大洋，劉元對李清的浪漫愛情，半宿命的「不見不散」讓有情人終能好人好夢；《沒完沒了》奇特的故事架構，更是演繹了一場驚險的感情游戲……這其中的輕松娛樂的風格讓馮小剛的電影在人們心中的位置一路飆升。
娛樂本身是沒有錯的，對於中國的影視藝術來說，能夠學會真正的娛樂是件好事，「一個拒絕娛樂性享受，勤奮於它的嚴肅藝術文化的人，將使生活不和諧。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娛樂的享受對藝術的享受是有害的，只是不同種類的享受罷了。」（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 馮小剛選擇娛樂的方式作為自己影片的精神氣質，既符合自己的創作風格，也符合觀眾的觀賞心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馮小剛的片子，的確有它存在的獨特意義。然而關鍵是我們需要的是怎樣的一種娛樂，作為電影藝術來說，我們是不能僅僅止於樂卻不知為何而樂的，僅僅停留在感官的快意中，對於精神世界的滿足是無益的。「好的藝術以娛樂藝術所沒有的方式和程度來擴充意識，而大多數時間中的大多數人，和有些時間的所有人，都願意使他們的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得到證實和滿足，而不願擴大和變化，這說明了為什麼好的藝術不能總是流行的」。（註：[英]H.A.梅內爾著《審美價值的本性》，劉敏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版第39頁，27頁。）這也是馮小剛電影能夠得到眾多青睞的原因，正因為他的影片迎合了觀眾的心理，完成了人們對自己「經驗、理解、判斷和決定的習慣」的印證和確認，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心理認同，所以人們在他的影片里既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也釋放了現實生活中的苦惱與壓力，這是它的積極意義。然而如果從更高的一個層面上講，卻並沒有達到「擴充人們的意識」的目的，並沒有實現對人們精神向度的指引。在《手機》中人們看到的是周旋於三個女人之間的嚴守一的倉皇和狼狽，卻看不到對倫理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清晰的理解和詮釋；在《天下無賊》中，人們看到的是導演為我們設計的飛天大盜劉德華和犯罪團伙頭目葛優的精彩表演，卻沒有富於價值意義的人生提醒。盡管馮導的用意是要給大家一些思考，不再是笑一笑了事，但是影片所傳達的精神追求的確有些跑偏的跡象，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精神的缺場、審美的迷失。特別是當某些人要把馮小剛的電影當作中國電影的主流電影，並且希望這樣的主流電影再多一些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仔細思考一下其電影的精神內核了，作為觀眾喜愛的導演，他是否能夠引領人們的審美趣味？他的電影是否能擔當起主流電影的這種責任？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松面對的問題。
馮小剛自己曾經這樣說，「我覺得我骨子裡有一種幽默感，不論自己創作還是看別人的作品，包括看正劇，我都能從中看出能演化成喜劇的東西。」（註：余馨、馮小剛，《與馮小剛談不見不散》，載於《當代電影》1999年第1期46頁。） 馮小剛骨子裡的幽默感的確融化到他電影的每個細節之中，給他的作品帶來了喜劇幽默的色彩，比較沉重的主題往往通過幽默和反諷的手法被化解掉了，影片中所呈現的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情懷。然而幽默和油滑也許只是一步之隔，把握不好就會是不同的結果，過多的迴避和調侃變成了對現實的一種遮蔽和逃逸。況且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化解掉的，也並不是都需要化解掉的，我們並不是什麼時候、什麼事情都可以處理成喜劇的，生活中是不能沒有悲傷和苦難的，而一切最真切的表情才是最有分量的。我們需要學會面對，我們需要把一些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我們需要從沉靜的思考中體會生命的厚重感。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悲劇中悲傷的觀眾可由他所感到的恐懼與哀憐來「凈化」。如果不給以宣洩的話，河流就會泛濫和沖毀堤壩。如果人要生活得合情合理，那就有必要使他充分意識到人們或多或少感覺到的情感，藝術是實現這個命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藝術不能高揚和享有智慧的尊重的地方，這種文化是病態的。」（註：F.R.李維斯和Q.D.李維斯：《小說家狄更斯》，倫敦，1970年，第236頁，轉引自《審美價值的本性》[英]H.A.梅內爾著第44—45頁。） 我們的電影里不能只傳達出一種聲音，我們的精神需求也不僅此一種，如果說這樣一種形態是中國電影今天給我們的一道主菜，那不能不說這是我們電影藝術的一種遺憾。
二、迷失：思想的匱乏，審美的困惑
讓我們環顧一下整個中國電影所呈現的氣氛和風尚：一個嚴峻的現實是，目前很多導演或者是娛樂搞笑，把搞笑的明星當成了喜劇的主將；或者極度追求形式化的渲染和鋪陳，奢華的明星陣容、宏闊的場面設計、看似大手筆的製作，實則是形式糟蹋形式的形式主義「狂歡」，觀賞之後，留在人們腦海里的只剩下色彩的絢麗、場景的宏大，對於人的思想和心靈都沒有任何的觸動和震撼，更沒有什麼審美可言。我們現在的電影越發變得輕飄飄了，成功的商業炒作，可觀的票房收入，然而，每每影片結束，當劇院燈光亮起的剎那，留在心裡的不是一份滿足的喜悅和思索，不是良久的審美回味，在看了、笑了之後，心裡是一種「不過如此」的悵然失落，彷彿又把電影還給了創作者。只知道笑卻不知道為什麼笑，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人說，還是用這種方法先把觀眾拉回電影院再說，倒真的要看看在這種情景下拉回來的是什麼樣的觀眾，接下來是繼續迎合呢還是改變打法呢？來看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國內票房平平的金雞獎最佳影片《那山、那人、那狗》，以它溫暖的人性關懷，深刻的思想內涵，打動了海那邊的日本觀眾的心，而且創造了票房佳績——3.6億日元（合2000多萬人民幣）的票房，和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導演霍建起告訴我們，其發行成功是因為日本方面整整做了一年的准備，包括市場宣傳、出版小說、請主創人員去參加首映式等等，採取了滲透式的方法在藝術院線上映，從而逐漸擴大了影響。日本能夠對這樣一部看似沒有商業價值的影片進行如此全面的商業包裝，而國內卻沒有對這樣的影片在發行上採取任何攻略。這就不是我們有沒有好影片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待影片的態度問題，是我們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樣的電影並不是觀眾不需要，但的確在今天的電影氛圍下，當我們豁達地把思考和陶冶的機會讓給別人的時候，這種電影的欣賞環境被破壞了，觀眾的審美趣味沒有得到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引導。在打打殺殺中、在娛樂搞笑中，觀眾的審美習慣已經被扭曲了，正如有些專家說的，是「審美出現滑坡了」。看來如果我們不把重心放在電影主流價值的探討，不放在觀眾的引導上，我們的電影的不景氣是不可能靠幾個「大片」就可以扭轉乾坤的。當然我們決不是以此來否定「大片」謀略，其商業化的運作方式對所有電影都是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意義的，關鍵是「大片」究竟應該「大氣」在哪些方面，這才是探討的重點。
對於一部電影而言，如果其主題思想和審美情趣淺薄曖昧、低俗頹廢、少有積極向上的價值引導和精神訴求，無論它採取了怎樣精緻的形式和技藝包裝自己，它的作品本質仍然不會有好的品格。而好的形式的運用又的確可以讓意義上升到新的美學高度，如果僅僅是形式的完美，而沒有內容上的精神追求，形式所託舉的將是一個空盪盪的靈魂，那美的層次又從何談起呢？對中國電影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缺乏市場運作的成功謀略、投資方的慷慨解囊、高科技大製作，也並不是我們的電影人沒有足夠的想像和藝術創造，而是對電影的真誠和執著，這實際上是對生活的真誠和執著的缺失。那種曾經滋養了中國電影發生發展的超拔向上的精神和思想的力量，在今天的電影里被遮蔽了，我們說中國電影在某種意義上是有些營養不良了。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娛樂，我們需要笑聲，但笑得要有品位，要有文化內涵，而不是什麼樣的笑都可以，什麼樣的娛樂都推舉為大眾的審美需求，如果我們生活的主流文化價值是這樣一種娛樂的精神，那我們和波茲曼的預言是不是就不遠了？「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註：[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4頁。）盡管聽起來有些危言聳聽，但是其中的道理，真的是要思考和琢磨一番，我們的電影到底需要的是一種怎樣的精神？
三、回歸：人類心靈的守護
電影藝術的最高使命是審美地把握世界，要承載的是對人類情感的護衛、對生命意義的關照、對人類終極關懷的表達。在談到電影《鄉愁》的拍攝時，塔可夫斯基是這樣說起他的構想和開始的：「我對情節的發展、事件的串聯並沒有興趣——我覺得我的電影一部比一部不需要情節。我一直都對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感興趣；對我而言，深入探索透露主角生活態度的心理現象，探索其心靈世界所積淀的文化文學傳統，遠比設計情節來的自然……我的興趣在於人，因其內心自有一個天地；要准確表現這一想法，表現人類生命的意義。」（註：[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時光》，陳麗貴、李泳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29頁。）對人類共同的生存本質、生命意義和精神世界的表現和關照才是作家的真正使命。在電影中，創作者不僅要抒發對人生的感懷和社會的理想，更要表達對人類精神的追求與嚮往，對生命意義的探尋與追問。
有專家呼籲，現在人們心態浮躁、缺乏理想、「審美缺失了」。的確在「娛樂至上」、「娛樂至死」風潮的沖擊下，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相應地受到了熏染，而中國的電影更是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那些只停留在追求感性的生動外觀、停留在追逐娛樂與消費的層面，不具備深邃的理性內涵的作品，是不可能擔負起審美使命的。作為大眾文化代表的電影藝術，它的確承載著娛樂大眾的功能，但這決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和最重要的功能，任何藝術如果只停留在感官上給人帶來刺激和快感，它就不是真的藝術。每個時代都有標領著那個時代的藝術創作潮流，或者引領中華民族審美潮流的一種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得到了發展，甚至於達到了高峰，必然基於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它必須吸納那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最高的審美成果就是哲學史層面的審美思維是否科學化。我們用這個標准來衡量一下今天的電影藝術，就可以確切地知道，它的差距到底在哪裡，如何科學地吸納我們這個時代中華民族審美思維的最高成果，將是電影走向何方的一個關鍵問題。
電影是20世紀人類訴說自己的最重要的語言方式，進入新的世紀，這種訴說方式應該是既有傳統精神的繼承又有時代脈搏的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電影首先應該是我們的電影，是應該貼著中國人精神標簽的電影。記得辜鴻銘在他的那本《中國人的精神》里是這樣說起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人的精神的：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生活——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系統奔流的情慾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產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那種意義上的情感。這種精神的傳達在我們的電影里是曾經有的，而且我們也非常珍視，這才是我們電影里所應該傳達的主流價值，它是和我們的民族精神相契合的。
今天，我們的電影在追求票房收入，這是對的，但它不應該是最終的目的。在我們想著用怎樣的方式把觀眾拉回電影院時，我們更應該想到如何讓他們更長久地留在座椅上，那就必須把應該還給他們的還給他們——對於人類心靈的護衛和精神的慰藉，這才是觀眾最需要的，也是最能引起共鳴的，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生命的意義。
其他相關：
http://www.lwlm.com/html/2008-08/101215.htm
民俗的影視整合及審美價值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Ⅲ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
隨著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電影已將觸角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休閑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篇1
淺析新女性主義下小妞電影的人物塑造
那麼“小妞電影。在這樣一個大環境里，看準了消費者的觀影需求，尤其是現代女性觀眾的內心需要，從年輕女性對愛情、都市時尚以及獨立精神(這也和“小妞電影”中最主要的元素想吻合)的追求再到通過電影的自身特質的展現，不斷迎合女性消費群體，找准市場定位，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符合年輕女性身份的“小妞”形象，也拍攝出多部口碑票房雙贏的“小妞電影”。
“人物是電影敘事文本的基礎和靈魂”，電影中的人物，是電影創作中的核心，也是作品的核心，更是是敘事的核心，是矛盾沖突的核心。電影中的人物是電影敘事的實現者，電影是通過人物性格的打磨以及畫面和聲音，進行對人物的塑造和對角色的詮釋，使得電影的敘事具有生命力，能夠讓觀眾通過人物走進電影。上世紀女權主義的三次浪潮，讓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追求要在各方面與男性看齊，而不是再作為男性的依附者。電影作為一種文化反射，小妞電影逐漸走紅。小妞電影中的女主人公是生活工作在大城市的現代女性，具有經濟、情感上的獨立性，電影設定的軌跡一般是女主人公經過重生獲得了美好。
一、現代女性面對的生活壓力
現代都市年輕女性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生活節奏加快，情感越來越匱乏，人們越來越孤獨。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是身兼數種角色於一身，需要有工作、家庭兩不誤的奉獻精神，因此她們面臨著就業、競爭、感情和家庭等方面的多種壓力，而20歲到30歲的女性在工作和感情上的問題比較多。“小妞電影”恰恰是以這一群體為創作對象和主要受眾，很多剛剛步入社會和職場的年輕女性都會碰到工作和感情上的雙重壓力，因此她們和電影中的“小妞”們能夠找到共同語言，能夠在電影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同時也能夠在幽默輕松的電影氛圍里得到放鬆，她們也就會在做觀影選擇的時候偏向於選擇“小妞電影”。“電影《慾望都市》在首映當天，女性觀眾的比例高達85%，而在25歲以上的觀眾群中，女性所佔比例為80%。影片在上映首周便以5000萬美元登頂北美票房榜，而3-4億美元的總票房幾乎全部由女性撐起。”
二、新女性主義下的尋找自我與成長
新女性主義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女性主義不僅要求變革法律制度、爭取女性的合法權利，而且呼籲突破父權制思想的壓迫，建構女性意識，形成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也就是說，現代女性從內心更希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渴望突破現實生活中的性別歧視，獲得自由，不再成為男性操縱的對象，強調男女性別平等。她們渴望進入社會，參與競爭，讓自己以一個獨立女性的身份在社會站穩，而不是作為男人的附庸，以男人為自己的生活中心。現代的新女性主義隨著社會的不斷開放，各種思想的激烈碰撞，也探索出解決性別沖突的一系列手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文學和影視作品(這里對文學作品不做贅述)。
在杜拉拉的職場奮斗過程中，她始終信奉著自己的職業理想，將工作永遠放在第一位。影片里有四處地方能夠體現杜拉拉追求獨立的精神：
一是杜拉拉在DB公司面試時迴避說出離開之前公司是因為性騷擾的原因，而是強調要追求自己的職業理想;
二是杜拉拉在公司內部競聘HR的時候，拒絕王偉一起出去散心的提議，而是說到“我還有我的職業理想”;
三是當王偉提出讓拉拉和自己一起當背包客的時候，杜拉拉搖搖頭，說到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工作;四是在公司年中年會的上，王偉評價杜拉拉更在意自己的工作和公司對她的看法。顯然，無論是從杜拉拉自己的口中還是從他人的角度，我們都可以看出杜拉拉對職業的追求和熱愛，甚至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不可撼動。
並且在好友海倫因為辦公室戀情曝光，主動離開公司，甘心做DB員工家屬的舉動，也可以襯托出杜拉拉的獨立個性，渴求和男人站在同一個高度。其實，這樣的情況不只發生在杜拉拉一個人身上，而是發生在擁有新型婚戀觀的新女性身上，她們認為“愛情不是依附，愛情是各自堅強獨立，在努力走到一起”，就像《非常完美》里的蘇菲在失戀時體會到的“女人只有找到自我，才能找到真愛”。都市裡的年輕白領們接受了高等教育，獨立個體的意識很強烈，反對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渴望成為職場精英，以至於成為“女強人”，在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時又失去了情感和家庭。情景再現，使女性觀眾找到自己的影子，她們找到了一個“發聲筒”，一個“反光鏡”，所以這樣一個能夠充分找到共鳴的電影類型成為廣大年輕女性觀眾的重點觀影對象，是可以理解的。
社會的發展推動了新女性主義的發展，女性開始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力。小妞電影作為新女性主義文化的反光鏡之一，用獨特的視聽語言表達了新時代女性的追求與嚮往。國產小妞電影起步較晚，存在著類型不明確、故事牽強等不足，目前小妞電影需要根據受眾和市場需求，塑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小妞電影。
電影類論文3000字左右篇2
淺析電影《大追捕》對暴力場面的美學處理
隨著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電影已將觸角伸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休閑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一場90分鍾的電影，可以是一場洗禮，洗盡觀者一身鉛華;可以是一台鬧劇，緩釋觀者緊綳的神經;可以是一次穿越之旅，帶領觀者體驗不一樣的人生……電影銀幕恰似一方神奇的所在，純白幕布上跳躍的影像就如同電影導演這位“自由的畫家”揮灑的不同風景，傳遞人生喜怒、世間倫常，帶給觀者心靈的感悟和視覺上的享受。電影就是這樣直觀的所在，即使於影像之外體悟到不同的思想內涵，那也是社會經歷和文化背景的映射，我們不得不承認，一位優秀的導演就是有那樣的能量，僅僅依靠視覺上的沖擊，就帶給觀者心靈的震撼，因此在場景上大做文章是一部影片優秀與否的重要考量。
縱觀世界電影發展歷程，“暴力”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和哲學問題，暴力場面在多種題材的影片中的展現長盛不衰，但由於其本身具有的社會功能和道德功能，導演在暴力場面的處理上逐漸歸於一種“美學”呈現，弱化了暴力場面的血腥和沖突感，在表現上趨於柔和的觀感和視覺的盛宴，影片《大追捕》在暴力場面的處理上就別具匠心。
一、打鬥場面的美學處理
由周顯揚執導的影片《大追捕》上映於2012年3月15日。該片圍繞兩宗相隔二十幾年卻被警方認定是同一兇手所為的兇案展開，通過警匪間撲朔迷離的故事將真相娓娓道來，其中暴力情節的存在一方面強化了影片情感的表達，另一方面也推進了情節的發展。片中共有10處暴力場景的呈現，其中最為精彩的當屬影片開端男主人公王遠陽在獄中與人打鬥的情景，四人搏命相爭、刀拳相向，本為血腥氣最為濃重的一場戲，卻被導演打造成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武舞大戲，堪稱視覺佳宴。
(一)色彩情感的運用
色彩情感是一種色彩心理反應，當人在視覺上接收了不同的光信息後，會經由思維並融合過往的經歷等而生發情感，感染人的情緒。影片導演周顯揚很巧妙地利用了色彩情感對暴力場面進行了美化，在降低了打鬥場面的血腥味的同時又完好地保留了暴力塑造人物性格、推動情節發展的功能。該片主要採用了昏黃的色調對暴力場面進行了渲染。黃色是一種明亮的色彩，通常給人以燦爛、輝煌、積極向上的感覺，而當黃色被降低色度，雖然會瞬間失去光彩，卻給人以沉重、肅穆的壓迫感，而用在王遠陽與人打鬥的場景中，則一方面弱化了具象斗毆場面帶給人的驚懼感，一方面加強了整個過程的恢宏氣勢，與浴室噴頭潺潺而下的水簾相得益彰，在光影的作用下，充滿暴戾氣息的浴室瞬間化作一個炫目的舞台，成為王遠陽四人的“斗舞場”，張揚而不牽強。
(二)形式化搏鬥場面的打造
電影中音樂的運用能夠在烘托氣氛、美化視覺效果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一段低回婉轉、舒緩悠長的樂曲是治癒憂傷的良方，渲染影片氛圍，直抵觀眾心田;一段歡快優美、高亢悠遠的歌聲是快樂情緒的催化劑，促進觀眾情感的迸發，使其與影片人物同喜同樂。而在該片中，音樂始終貫穿於王遠陽與三人的打鬥過程中，弱化了喊叫聲的呈現，其中咄咄緊逼的節奏更是增強了整個場景的緊張感，使武舞形式下打鬥場面的戾氣以更加溫婉的氣勢直抵人心，引導人們以一種欣賞的眼光來看待整個過程，從而削減了這個暴力場面的道德意識。
影片開頭，水簾下王遠陽一張揚起的臉像是一個亮相，預示著“好戲”即將開場，果真，鏡頭一轉，映入眼簾的便是在王遠陽的徒手撕扯下一張猙獰的臉，鏡頭中王遠陽對對方的拳腳相向引來被打者的幫手，這些人的出現不是粗暴亂入，而是“踏水而來”，昏黃的燈光，濺起的水滴晶瑩剔透，像是給那隻腳穿上了水晶鞋，畫面絢麗奪目，如果時間停留在那一刻，觀眾該會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吧!但是“好景不長”，幾人廝打在一起，王遠陽扭曲的臉龐盡收眼底，此時一個慢鏡頭的運用，道盡了他被打的痛苦，而少去了凶暴之氣。王遠陽掙扎之餘用腳踹開了對面的人，此人倒地時還是一個慢鏡頭的處理，借著飛舞的水花，眼前又是一個優美的“舞蹈地面動作”，美輪美奐。與此景相同的處理還有被王遠陽打到暈倒而撞牆的人物形象，撞向牆壁的瞬間，都在慢鏡頭的處理中，與周圍晶瑩的水線構成了一幅優美的畫面。整個過程中，幾個人扭打的場景，都被呈現於全景鏡頭中，霧氣繚繞，水聲陣陣，健碩的身體線條，無一不為弱化場面的暴力氣息發揮了作用，給觀眾呈現了一出優美而壯闊的舞蹈大戲。
二、暴力虐待場面的美學處理
影片中有兩段對立且糾纏不清的關系，都與在音樂方面極負盛名的徐翰林有關，他是殺死養女徐依雲並偽造現場掩蓋真相最後嫁禍於人的兇手，又死在也有著他養女身份的徐雪的錯手推搡下。徐翰林與兩人的糾纏在於他看不得他的養女們與任何男人的交往，一旦發現，哪怕是眉眼間傳情，都要被他侮辱和大罵。影片中徐翰林的第一次暴怒源於他在接徐雪放學時發現有一個男生對徐雪微笑，雖然當時他並沒有什麼反常的反應，還友好地和徐雪就讀學校的校長談笑風生，但回到家後，他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對徐雪大肆唾罵，罵她不要臉、不知廉恥，言語之間盡是變態與不堪，完全不是一位父親應有的姿態。
面對徐翰林的質問，徐雪一句“沒有”就遭到了他的暴打，顯然這個回答並沒有讓他滿意，但接下來的情形則充分顯露了徐翰林的變態，他一方面對徐雪否認的回答產生質疑，逼她承認與那個男生有關系;一方面又阻止徐雪產生與其他男生在一起的想法，而且還摸徐雪的手，與她耳鬢廝磨，告訴她這么做都是為了她好。徐翰林對徐雪第二次暴怒發生在發現徐雪將電話號碼告訴了別人，在並未弄清這個電話到底源於哪裡時，就對徐雪一頓暴打，不問青紅皂白就辱罵徐雪太不要臉了。這兩個場景的處理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徐翰林的暴打還是辱罵，徐雪都沒有任何反抗，這無疑弱化了兩者對抗間的沖突感。此外，這其中還穿插了4個徐太跪拜佛前的場景，這是對徐翰林罪惡的救贖，也化解了影像的戾氣，緩和了觀眾的情緒。徐翰林與徐雪的第三次沖突其實是第二次沖突的續寫，徐太的口供道出了徐翰林死亡的真相，而徐雪也第一次對好朋友吐露心聲，承認是自己失手將徐翰林推下樓。第三個場景中，徐翰林的行徑更加惡劣，其下手之狠戾透著殺氣，徐雪被推向酒櫃，酒瓶瞬間倒落，足以見得徐翰林推搡徐雪力氣之大，而後徐翰林仍沒有放過虛弱倒向沙發的徐雪，這時徐雪開始反抗了，她拿起棍子打向徐翰林的腿，但此時導演則採用了近鏡頭，鏡頭中徐翰林的腿和後背成為主體，弱化了整個爭持場面的緊張氣氛。
徐翰林與徐依雲的沖突源於徐依雲想要帶著孩子離開家裡，她打電話求助男朋友王遠陽，沒想到這一切被本來因為酒醉熟睡的徐翰林聽到，他因此而暴怒，大力將徐依雲推向牆壁和鋼琴上，最後推到地上，徐依雲被地上的尖銳物扎到，然而這一切並不足以消解徐翰林的怒氣，他拽起徐依雲倒在床上，嘴裡說著讓她說話，卻狠狠地捂住她的口鼻，最終徐依雲死在他的手裡，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徐翰林撕碎徐依雲的衣裙，製造了她被奸殺的偽證，並報了警，打開門想讓王遠陽替他背死罪，此時應徐依雲要求來接她們母女的王遠陽趕到徐依雲的家，看到徐依雲被害的場景，他驚呆了，警察趕到，王遠陽成為這起謀殺案的嫌疑人。這一場景中，徐翰林對徐依雲動手的整個過程中，除了眼淚的控訴徐依雲沒來得及說一句話，沖突感因此而大大減少，另外，雨簾下徐翰林殘忍謀殺徐依雲的情境被模糊化，削弱了血腥氣的呈現，使徐翰林殺人的整個經過在情緒渲染上柔緩了些，更易於觀眾接受。
三、警匪暴力對峙場面的美學處理
影片中10個暴力場面中有5個是王遠陽與警察之間的暴力對峙。第一個是王遠陽接受審訊的過程，面對警方的暴力質問，王遠陽一聲未吭，被逼到忍無可忍，他的一句“不是我啊”卻遭到警方暴打，一腳將他從凳子上踢下來，揪住他的頭撞向桌角，但此時鏡頭並未直接對這一情景進行細致的刻畫，而是通過晃動的桌腿展現出來的，削減了血腥感。整個過程中音樂元素再次被啟用，肅穆低沉的樂曲似乎在為這個無辜青年鳴不平，銀幕上大片的黑色一方面透出回憶的味道，同時也加強了壓抑感，雖然視覺上觀眾並未看到更多王遠陽被打的細節表達，但從心理上卻已經感受到了他的哀怨，這是導演對該場面的處理之美。
王遠陽對警察實施暴力行為的第二個場景其實算不得一場真正的對峙，他來找阿螢並用衣服罩住她的頭卻並未給她造成致命的傷害，隨著後來的情節推進可以知道，他去找阿瑩的目的其實是想引導警察偏離真相，將罪責引到自己的身上，替親生女兒徐雪頂罪。王遠陽挾持阿螢走進房間，抵抗中的阿螢被王遠陽抱起掄到地上，過程中阿螢的腿掃向桌上的酒瓶等玻璃容器，瓶子散落摔下，是兩人沖突間力量的最好詮釋。阿螢被迫躺在王遠陽身上並掙扎時，鏡頭為觀眾呈現了阿螢的視角，一個被衣服蓋住的白色空間，壓迫感頓時倍增，加強了阿螢的情感訴說，無助而恐懼。
王遠陽與警察的第三次對峙是與整個案件的推動者林正忠的對決。林正忠是個“死腦筋”的警察，執著而倔強，為了探求真相不惜付出一切。林正忠懷疑王遠陽是徐翰林被殺案的兇手，意圖套出口供將他逮捕。林正忠在懲教所等到來報道的王遠陽，並將他帶到大嶼山，那個王遠陽與徐依雲曾經常常約會的地方。纜車上，林正忠對王遠陽循循善誘，試圖讓他承認因為恨徐翰林不同意他跟徐依雲在一起而起殺意，出獄後就殺了他，無奈20年牢獄中隱忍的生活已經讓王遠陽聲帶受損，他已經說不出任何話了，而他的手勢林正忠也並不理解。而後王遠陽猛然拿出刀子，與林正忠兩人扭打在一起，這一切在林正忠掏出手槍後結束，然而這並不是結局，顯然，此時王遠陽在獄中的苦練顯現出成效，林正忠並不是他的對手，林正忠頭部被打後，變得暈暈乎乎，王遠陽趁機對纜車底部開槍，並用力踩踏，最終他和林正忠掉下來摔倒在山林中，王遠陽一瘸一拐地逃跑了。在這場沖突中，肢體語言的表達淋漓盡致，但導演卻將場景選在了美麗的大嶼山，綠意盎然、遼遠開闊的視野帶給觀眾非常美的觀感，不失為一場視覺上的享受。
王遠陽與警察對峙的第4個和第5個場景源於同一事件，王遠陽面對的對立者同為警察，但他卻有不同的目的。金鍾大廈裡面，黑暗中王遠陽隻身打傷了兩名警察並拿走了他們的手槍，黑暗場景的設置，摒除了部分打鬥過程的暴力感，而警察的喊叫聲為這場爭斗做了說明。之後，王遠陽來到女兒身邊，將帶有徐雪母親徐依雲照片的項鏈戴在已經暈過去的徐雪身上後離開。而後，由林正忠帶隊的警察趕到，卻是王遠陽開槍引起了他們的注意，王遠陽將他們引到天台，天台上在槍聲中飛奔的王遠陽矯健的身影，又一次為畫面增色，添一抹美感。最後王遠陽站到天台邊上，林正忠趕過來，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他丟掉手槍，屏退身後的同事，向王遠陽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而他所敘述的王遠陽和徐依雲都是受害者，徐雪是殺死徐翰林的兇手這一線索的確就是真相所在，王遠陽聽完之後用已經壞掉的嗓子發出了咿咿呀呀的聲音，然而他最終說出了什麼，林正忠的理解對不對，都聽不到正確的答案了，為了替女兒頂罪並把這件事做到天衣無縫，王遠陽選擇了投進身後的萬劫不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意圖換來女兒的新生。深沉的父愛掩蓋了一切，包括暴力，包括隱忍，包括真相，這是導演的高明所在，也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父愛的偉大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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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亂世佳人》賞析：
《GONE WITH THE WIND》在中國的翻譯有兩個版本：《亂世佳人》和《飄》。我比較喜歡後者，正如電影開始時打出了一行字幕：A civilization has gone with the wind.一個文明是隨風而飄的，最終是要飄散的；一個人的命運是隨風而飄的，最終也會飄散。其實又豈只是一個文明的飄散，隨著文明飄散的是，無數個生命個體，一代人，一代人的夢想，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就像是面對一個終極的目標——死亡——一樣，你是選擇清醒而悲觀空虛地活下去，還是拋開這終極的目標盲目地積極活下去；在一個文明消逝之後，你是選擇在緬懷中活下去，還是拋棄過去，從新開始。在電影中，給出了幾種選擇。
灰色的模糊輪廓
阿希禮是一個註定應該過一種富庶安寧的生活的人，否則就是一個悲劇。他見不得任何清晰的事物：鮮艷的色彩刺痛他的眼睛，清晰的線條刮傷他的皮膚。相反，平靜單調的生活、沉靜纖弱的妻子，由想像勾勒出來的音樂和文學，這些模糊的形象卻帶給了他安全感，他太習慣它們了，柔和、縹緲。但是，一聲炮響，一個士兵的倒下，一座建築的崩塌都以清晰而血腥的畫面刺激著他柔弱的神經。他很清楚的意識到世界已經變了，這於他毫無改變，只能加深他的悲劇。並不是他沒有能力去應付即將到來的世界，只是他不敢面對的態度削弱了他在新的文明下生存的能力。
其實阿希禮並不能算是他所懷念的那個文明的最好代表。如果一個文明只以一種享受的姿態出現，而沒有踏實的實干，就像一個海市蜃樓，這樣的文明是沒有存活的資格與魅力。我認為在此電影中這個文明的真正代表是奧哈拉太太和玫蘭妮，她們既有修養地悠閑地生活又能勇敢的面對困難。這才是這個文明真正的意義與魅力之所在。阿希禮充其量只不過是繼承了文明的表象，享受這個文明經過漫長的奮斗後的成果，卻沒有記住與繼承這個文明在早期開發的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勇敢的性格魅力。他天生就是懦弱的，被道德束縛的他還是可以在新的文明下生活下去，但是其內心潛藏著巨大的恐懼與厭惡，也就是說，他永遠也不能融入那個文明當中。後來也證明他不能使妻兒過上很好的生活，他沒有能力在那個滿是殘酷醜陋的競爭生存下來。
阿希禮在戰爭的殘酷現實的逼迫下，漸漸明白他所處的文明已經沒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了 ：它沒有可以抵禦他人進攻的現代化設施，卻滿懷為國犧牲的雄心與對現實情況的無知與狂妄；只既希望於與歐洲的棉花貿易幫助自己取得勝利，卻不知道世界正被一場新的革命所改變著。戰爭不是最可怕的，它只是消磨你的生命，個體的意志；戰爭之後的價值觀的侵略才卻是對過去的整個文明的顛覆。阿希禮有明確的歷史觀，能夠看清歷史發展的脈絡，卻沒有勇氣去正視歷史的前進的規律。他不夠資格代表一個燦爛過的文明，卻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給了那個文明。一旦此文明飄散，他的精神也隨之崩塌，靠道德維持的生命只是一具沒有生氣的軀殼。
在現實當中太多阿希禮這樣的人，看清現實，只能徒增他們人生的悲劇色彩，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弱者。而阿希禮的懦弱就是體現在自己的理想與庇護消逝後的選擇，既然選擇了就必須承擔。其實阿希禮完全可以通過自殺來解脫自己，但是，他太把自己歸類到那個文明當中，受到文明中的價值觀、人生觀、倫理道德、社會習俗的限制。他最終陷入了必須用死的意志來支撐活的軀體，活的職責的困境。他不能怨那個文明，而是自己沒有理解那個文明，沒有超脫於那個文明。
猩紅的粗線條
斯佳麗（Scarlet）本意就是熱烈的猩紅色，但是卻讓她配上了象徵希望的綠色。這本就不矛盾，只是色彩太鮮明，輪廓太清晰。她這根粗紅的線條註定要在歷史中留下她明顯而深刻的一筆。她就是電影的主角，她就是被歌頌的對象，她就是電影給予我們關於選擇的答案：拋棄過去，不顧一切的為了生存，就算是一個外表柔弱、從小嬌慣的女人，因為除了自己沒有人是真正的庇護；勇敢地擔起你應擔起的責任，因為責任只會降臨在能擔起它的人身上。她就是內戰後美國所宣揚與崇拜的女性形象——獨立、自由。塔拉（或者說那片紅色而肥沃的土地）就是「生存」的象徵，而斯佳麗對塔拉的熱愛與佔有就是對 「求生」的慾望。玫蘭妮的死亡與瑞特的離去就象徵著她沒有了依靠，以後的路將由她獨自地走下去。現在的世界上，還有好多並沒有達到沒有美國如此經濟發達的程度的國家中的女性也正在走著這條路，崇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拜金主義。「生存」是人類在世上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務，只有滿足了這個要求，人類才有精力把生活弄得更有意義。到電影結束，斯佳麗應該算是確保了生存，並且過得很好。可是，人生就是為了有錢，有房子，不受餓受凍這些物資條件的？盲從於生計的奔波，貌似充實的人生真的就是如此有意義，如此值得我們去效仿？
斯佳麗一生也沒有明白一個道理：人生的標准一旦降低了就再也不能回到原來。當她面對戰爭，以及戰爭失敗後的混亂，一步一步從一個嬌慣的小姐成長為一個堅強而獨立的女人時，她就已經拋棄了她母親教導，拋棄了宗教信仰，也就是拋棄了已逝的那個文明，拋棄的所有她認為阻礙她向前走的障礙（人或者事物）：她可以不顧社會習俗而作為一個女人經營木廠，也可以不顧倫理道德而僱傭犯人。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讓她感到恐懼，但這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之後她並沒有真正融入到一個新的文明中去，她看不慣那些北佬，看不慣他們攫取金錢的貪婪與粗俗。因為她認為自己不同於他們，有一種優越感，一種已逝文明給予她的有教養的優越感（但她不知道給予她優越感的文明已被她遺忘，留在她身上的只是慣性存在的軀殼），使她產生了一個幻想：只要她賺取了足夠多的錢，她就能寬容地對待別人，尤其是弱者，而她將使一個過一種舒適生活、又受到人尊敬的高貴女人。先不說她自己性格上本身那中「藐視弱者，爭做強者」的態度不允許她這樣；戰爭的經歷，原有生活的破碎，讓她作出了拋棄過去、不顧一切向前走的選擇——她開始變得自私，惟利是圖，過去的生活在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印跡越來越淡，她的生活標准已經降到維持生存的地步，雖然她對她的親人承擔了巨大的責任，雖然她也想要愛情，但是讓自己順利的生存下去的願望縈繞在她的心頭，左右著她的行為。她變成了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反傳統主義的代表。其實這本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當戰爭結束後，富庶、平靜的生活一去不復返，人們都變成了連溫飽都難以支撐，也就理所應當的要靠自己的勞動去建立另一個家園，緬懷過去並不能養活自己；而那些倍受紳士們保護的淑女們再也不能享受過去的生活時，既然懷念它不能讓它復活，剩下的唯一的路就是往前走。但是斯佳麗從來沒有想到，她除了生存就再也沒有別的精神寄託：她拋棄了母親的教導，拋棄無法繼續下去的文明，以及文明中的信仰與宗教；她看透了自己不是愛阿希禮的，阿希禮對她已經沒有先前的誘惑了；她也並不是一定要瑞特的愛與幫助，她更愛土地；她最後終於明白了玫蘭妮是她聯結過去的紐帶，她對於自己有多重要，但是她死了。這就是她什麼也不怕的後果，什麼支撐也沒有了。金錢是不能支撐一個人走完一生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可以就這樣努力地生存下去，過一輩子嗎？既然原來的文明會消散，就不能保證取代它的現行的文明不會消散。即便我們無法預料到它的終結時間，終結的命運卻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生存」這個慾望滿足了，一旦被「生存」主宰的這個文明消散了，斯佳麗的選擇無疑就是一種低級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將被新的文明所取代。我想，新的文明也許是一種要求人文，要求倫理道德規范，要求精神滿足的文明。但是，以後呢？以後將是什麼文明呢？無從知道，只是就如「A civilization has gone with the wind」中的「A」隨時可以換成一個「The」。以後將有更加先進的文明取代它。歷史的進程就是由一個個文明推向前的。
完美的對稱
我認為在電影中，玫蘭妮是那個已經逝去的文明的真正代表：既寬容、沉靜、純潔、知性，又能勇敢的面對困難，捍衛自己的朋友。就像是一個完美的雕塑，剛柔相濟；就像是一幅畫，理性與感性的結合。她喜歡文學，喜歡音樂，她對過去的生活緬懷，在阿希禮的心目中是一根柔和的線條，一個模糊的身影；她可以為了朋友而拿起沉重的劍，她敢於為維護正義而反對文明當中的權威的代表，她可以為了生存而努力勞動，她就是斯佳麗奮斗中的忠實戰友。是她聯系了這兩個文明，用自己的人格與行為來紀念著過去，極大地安慰了那些對過去懷念的人；用自己的勇氣與氣度，包容著開始新生活的人，給予他們理解與支持。在文明的消逝面前，她選擇了繼續向前，卻又深深地把過去文明的精華烙在心裡。
但是，在電影的最後，她卻死了，也就意味著那個文明的完全消散了，隨之而來的將是一種新的文明的統治，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泛濫。即便她最後不是因為難產而死，她也不會活得很幸福。戰爭結束後，過去文明的消逝不是確定與否的問題，而是時間長短的問題。我們人性的土壤是養不活像玫蘭妮這樣本應生活毫無私慾的天堂的花朵。在電影中安排這樣一個角色，只是代表著一種回憶與理想，既是對燦爛過的文明的回憶，也是對即將到來的文明的希冀。
影片中阿希禮、斯佳麗、玫蘭妮在文明消逝的面前作出了不同的選擇，也就意味著不同的命運，但是他們不論選擇如何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淹沒在一種文明之下的，他們的命運就像歷史長河中的文明一樣，最終都會隨風飄散，因為沒有一個確定的文明個體是可以永存的。從一個文明跳入到另一個文明，也避免不了這樣的命運。但是，好在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長河中小小的一滴，在這長河中有無數的水滴分享著同樣的命運。看透後，也許會開闊些！
Ⅳ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賞析論文3000字
十月一日零點，恰好結束了今晚的觀影之旅，但影片之後的那份悸動，卻久久難以散去。原本十一檔期，所出的電影應當直接敘述那種大事，導致原本也並未抱有太大希望。但從《前夜》出來的那一刻，突然發現這個電影不一樣，所有的背景確實是建國以來的一些大事，但你會發現呈現的並不是那些我們已經知曉的科學家，將軍，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如同你我一般的普通人，用自己所能做到的為這個屬於你我的祖國奉獻自己的力所能及。我記得「天下英雄出我輩，一入江湖歲月催」，也不會忘記「塵世如潮人如水，只嘆江湖幾人回」，
給你《前夜》的守候，是驚心動魄，盪氣回腸。看到阻斷器最終焊接成功，回憶著時間一分分逝去間，你我那忐忑的心情。「我是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我知道你們需要的材料，這是我們實驗室唯一的一塊模板」，「小同志，你看看我這個煙桿能用嗎」，「這是開國大典，這是新中國成立最重要的事情，決不能有意外」。我第一次知道開國大典進行的有多麼的不容易，我們只看到了「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卻不知前方的「北風吹雁雪紛紛」。
看你《相遇》的期盼，非我不願，也許是命運的捉弄，今生註定無法許你幸福。我願「盡傾江湖海，贈飲天下人」，卻獨獨欠你一份約定。當時年少，我曾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細心保存，免我驚，免我苦，免我四下流離，免我無枝可依。初次見面，我看你埋頭看書，一堆我看不懂的數字，化學符號，至此，我知你註定不平凡。為了讓我退燒，你跑去郊區幾十里外買過季西瓜，回來是腰都壓彎啦，我知道這輩子就是你啦。我喜歡你靜默的樣子，彷彿你在又像是不在。你從遠處聆聽我，而我的聲音無法把你觸摸。我在最美的時刻遇見你，卻在最應該相守的時刻選擇了分離。
你我《奪冠》的相遇，若干年後，再次被見證。前段時間一直流傳著這么一句「浮世萬千，吾愛有三，日為卿，月為暮，卿為朝朝暮暮」。由於電影中出現了這么一個鏡頭，在國旗降下的那一刻，冬冬猶豫了，原本要去見小美得他停下了，那一刻，我聽到旁邊的玩笑聲，這么小就要做這么艱難的抉擇。小孩間的怦然心動，在浪漫與童真中呈現，你留下的那隻球拍，也許正是改變我命運的鑰匙。我曾無數次回想，若我遇見你，在多年以後，我該何以致候，唯沉默和眼淚。
故事依舊在繼續，為你《護航》，許你一生一世。盼你《回歸》，思我萬千情愫。看過《白晝流星》，道一聲《北京你好》。深夜的青島有著海風的輕撫，水面波光粼粼， 正如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那份欲說還休的嬌羞，對於那時的我們，只是並肩策馬，走幾十里路，當耳環叮當作響，你微微一笑，低頭一笑，竟在橋那頭。無數個守窗獨坐的夜晚，淡淡月光微撒，心頭婉轉，當年也是這個月光，層照過她的歸途。
Ⅵ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2)
電影藝術賞析論文範文精選篇2
淺談《紅高粱》中色彩藝術的運用與賞析
[摘 要] 當前，影視作品已經成為人們視覺審美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種視覺藝術，圖像是其造型語言，而色彩是其造型語言中最重要的組成元素之一。影視作品的畫面質量直接影響著觀眾的視覺享受，而人的視覺感受在人的感官中最為強烈。電影《紅高粱》是最能反映張藝謀早期風格的一部經典作品。電影中一個個油畫似的場景，勾勒出了一個以紅色為基調的“紅高粱”世界，歌頌黃土高坡上的中華兒女抗日生活的電影，用來祭奠那些激盪在無邊無際的如火如荼的高粱地里的靈魂。
[關鍵詞] 《紅高粱》;色彩藝術;人性;魅力
高粱，象徵著狂野的、自然的人性，它們在風中勁舞，自生自滅，是世間生命萬物的象徵。《紅高粱》對紅色渲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紅高粱，紅褂，紅褲，紅轎子，在烈日的灼燒下通紅的漢子背，以及影片最後染滿整個銀幕的鮮血，既象徵了面對惡勢力的踐踏，以最本質的方式進行反抗的原始生命力，也使整個電影充滿了詩情畫意。《紅高粱》，以濃烈的色彩、豪放的風格，歌頌了中華兒女激揚亢奮的民族精神，敘事和抒情結合得恰到好處、寫實與寫意聯系得相得益彰，把電影語言的獨特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該部電影充滿了神奇的色彩，它頌揚了人性的本質及生命的不可抗拒，對大自然色彩的運用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一、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藝術效果
《紅高粱》中所營造出的以紅色為基調的畫面以及恢宏的氛圍，部分來自於作者自身所注入的感情，部分則來自於客觀事物烘托的意境，情境自然結合，“情與景會，意與象通”。這正是影片創作的基礎，同時也是觀眾喜歡的魅力所在。在這部電影意境的營造方面，色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色彩在電影創作中有助於情感的表達，它主要依賴於人們的聯想來獲得，即人們通過色彩而獲得的感受。
人物的內心深層次的刻畫能夠烘托其復雜的心理活動及其性格特點。而要想在限定的較短時間里，有限的場景中來形象、細致刻畫一個人的內心活動，那就需要能夠讓觀眾看到一個恰到好處的視覺載體，而美術色彩藝術的巧妙作用就恰好可以充當這一載體。張藝謀導演就是巧妙地把色彩藝術運用到《紅高粱》這部影片中，形象刻畫了影片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他通過美術色彩的多樣變換，為觀眾准確、清晰展現了片中角色的內心活動及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
該部電影中紅色基調的大量運用，不僅對觀眾產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擊，也傳達出了影片所承載的象徵意義。人物通過色彩摻入了復雜的感情，使影片人性化。《紅高粱》這部電影通過運用大量的色彩來營造一種紅色中國的意境，進而捕捉觀眾的眼球，以達到產生共鳴的效果。影片中鋪天蓋地的紅色，極具象徵意義。每處場景的色彩、色調無不把片中人物的特點刻畫得淋漓盡致。從最初象徵生命力、如火如荼的紅高粱、紅襖、紅鞋、紅蓋頭，到最後布滿銀幕的血紅色，這些色調極具感染力，經導演的精心設計與故事情節結合得天衣無縫，為全片定下了恢弘壯烈的基調。
二、電影《紅高粱》的色彩賞析
畫面與音樂，作為構成電影的兩大元素，在電影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色彩是電影語言的一部分，恰當使用色彩，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及感受，有助於電影情緒的准確表達，渲染影片的風格氣氛。同時，音樂在電影中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具有很強的情緒性。音樂是電影中聲音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影響著影片的氣質，深化其主體，強化觀眾的心理活動。一部成功的電影，出色的電影音樂是必不可少的。
奪得多項大獎的電影《紅高粱》，算不上張藝謀最經典的作品，卻是最激情的一部。影片自始至終，都致力於表現出感性生命的躁動。《紅高粱》不僅是一部好作品，更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電影《紅高粱》改編自莫言先生的中篇小說，講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夥純朴的農民的狂野生活以及他們浴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影片經過演員的成功演繹，頌揚了生命的奔放，敢愛敢恨，大生大死的人生。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令人難以預料。節奏鬆弛有度，畫面、色彩、光線及其視覺形象熱烈、活潑。該影片突破了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在《紅高粱》中，自由奔放、氣勢恢宏的生命躍上了銀幕。與同時代的影視作品相比，戰爭畫面明顯減少，而且不涉及任何政治色彩。影片結束時，戰斗場面十分寫意，雖然不如傳統國產戰爭影片中的場面宏大，人物也不多，但畫面卻更多了幾分震撼。日食、紅霞映襯下的世界，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如血海汪洋的火紅高粱地……
《紅高粱》在觀眾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戰爭烙印。影片成功在於純美，頌揚了愛就真愛、恨就真恨、敢愛敢恨、大生大死、氣勢恢宏的生命。
和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張藝謀導演對鮮艷的紅顏色是情有獨鍾，紅色自然成了電影《紅高粱》的主色調。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紅色被視為喜慶和美滿的象徵，後來紅色逐漸被人們賦予了積極、向上、正義、革命的內涵。而且，在美術繪畫領域，紅色也是彰顯個性與烘托氛圍的一種常用手段。
影片《紅高粱》一開始，映入人們眼簾的就是如血海汪洋般的火紅色，影片女主角“九兒”那象徵喜慶的大紅的嫁妝：紅蓋頭，紅褂，紅褲，紅鞋;還有那大紅的花轎;還有那火紅的高粱地，以及在高粱地里讓觀眾心情為之盪漾的野合。這些火紅的畫面一開始就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給人們內心帶來了一次紅色的洗禮。雖然整部影片的色調多是紅色的，但並沒有讓觀眾感覺這是打破常規的矯揉造作，而是很自然接受了高粱本就是火紅色的。另外，影片還把那種放盪不羈、肆無忌憚、自由激情和那歡樂愉悅氛圍與紅色的主色調巧妙地結合起來，在紅色基調的襯托下，“爺爺”和“奶奶”的凄美愛情故事姍姍而來。
整部電影由“爺爺”與“奶奶”的相遇、相知、相愛、互助的情感構成。他們通過與世俗觀念的抗爭，最終走到了一起，最後浴血奮戰反抗日本侵略者。影片結尾，女主人公“九兒”和其他漢子們全都死了，“爺爺”和“爹爹”靜靜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相互凝視著對方，在血紅色的太陽光下相互凝望著，很久很久，直到天空中日食出現時，天空突然暗淡了下來，緊接著出現的還是一種血紅色。張藝謀導演巧妙把美術色彩在這部影片中用到了極致，畫面唯美，故事感人，無限放大了人物的形象，更是對中華兒女的高度歌頌與贊美。影片歌頌了這片荒涼的土地，這段不畏世俗，令人崇敬的愛情故事，並深深頌揚了這塊土地上的那種無拘無束的野性，更表達了對中華兒女不畏強暴、浴血奮戰到底的優良品質。全片表達的就是對原始生命勃勃生機的崇拜之情。
在整部電影中，作者還是保留了大量的個人的風格及其自己主觀的認知.影片較多固定於同一個鏡頭，來刻畫人物的變化過程，吸引觀眾把心沉下來認真觀看。影片多通過近景來刻畫“奶奶”，當“爹爹”在釀酒缸里蹦來蹦去，不停地喊著“娘”時，“奶奶”臉上露出了會心的笑容。然後，“奶奶”注意到了遠處的一個身影，側影映在他身上，襯托出羅漢瘦小的身軀。太陽金色的光環繞在他周圍，暗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奶奶”焦急地追趕過去，“爺爺”一臉不解，逆光從其身後射來，凸顯他更加憂郁，好想看到了什麼似的，彷彿危機正在來襲，就像光似的壓在他身上，繼而鬼子的掠奪呼之而出。
電影《紅高粱》巧妙地將故事情節串連在一起，一個個油墨潑成的畫面，扣人心弦。整片的高粱地被血色殘陽染成了血紅色，那是被鮮血染成的高粱地，那是象徵著凄涼的殘陽，是“爺爺”“爹爹”失去愛妻、母親後心口的傷疤，是作者對高粱地上中華兒女的歌頌。一塊高粱地被踐踏了，但是還有如血海汪洋的高粱在瘋長著，它象徵著中華民族不屈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文明，也是“爺爺”身上那股野性。“爺爺”身上的野性是原始的、野獸的瘋狂，是中華男子漢所共有的特殊品質，更是中華兒女不畏強暴，奮力反抗的基礎。影片呼籲人們追求真善美，追求勃勃生機的人生。
三、電影《紅高粱》的畫面鑒賞
色彩具有象徵性。人們在各種色彩摻雜的世界裡生活著，培養了很多視覺經驗。這些經驗與外來刺激相呼應，而情感則在其中慢慢升華，深刻地表達著人們的信念和思想，激起了人們的思緒。
出身於攝影師的張藝謀，電影畫面及色彩一直都非常唯美，如有神相助。電影《紅高粱》中的畫面中紅色為影片的主色調。在中國，紅色既代表著喜慶、美滿，也代表著革命。影片中最熟悉的畫面就是那片火紅的高粱地，鬱郁蔥蔥的高粱高過人頭，密得讓人喘不過氣來。秋風襲來，掀起層層波浪，一陣陣清脆的搖擺聲;還有就是那血色殘陽的畫面，“九兒”出嫁，當花轎來到十里坡時，遇到了日本鬼子，最後死在了鬼子的刺刀下。那天的日食把整個世界都染成了血紅色，“娘，娘，上西南，高高的大路，足足的盤纏，娘，娘，上西南……”影片結束時，嘹亮的歌謠響徹天地人間，無邊的高粱地如血海汪洋，“九兒”躺在血泊中，安詳地死去了。暗紅的鮮血把太陽染成了血紅色，血紅的太陽燃燒著，把整個世界都燒成了紅色……這就是影片的結尾
張藝謀對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運用恰到好處，為觀眾呈現了一個血紅的世界。電影《紅高粱》既有唯美的觀賞性，更有很強的思想性，它的成功與色彩特殊的審美價值的准確把握息息相關。
影片中紅色為主要基調，色彩對於人們的審美觀有著特殊的視覺效應，它可以勾起人們悠遠的遐想，成功喚起人們的視覺體驗。
影片中還有很多唯美的畫面：“九兒”出嫁時的紅鞋、紅襖、紅褲及紅蓋頭，甚至花轎都是紅的;漢子們被烈日曬得發亮的古銅色皮膚以及他們肆無忌憚的光頭;日食時血色汪洋的紅，高粱地里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綠……
四、結 語
在《紅高粱》中，導演張藝謀把視覺享受與造型藝術結合得淋漓盡致，幾乎每一個鏡頭都可看作是唯美的水墨畫。造型藝術也被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人能夠如此把畫面拍攝如潑墨般肆意自如，而且色彩還極為濃厚。那血色殘陽的紅色，既愉悅了人們的視覺享受，又象徵了一種不屈的生命力，一種要愛真愛、要恨真恨、敢愛敢恨、敢作敢為、淋漓奔放、肆意自如的人生態度。兩者成功結合在一起，使人戀戀不舍，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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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網路小說與中國電影發展史的論文1500字
自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誕生到2005年，中國的電影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在這百年的中國電影歷史長河中，中國電影的發展史離不開中國武術的熔入。
中國電影從無聲、單機、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環繞立體聲巨幕電影，乃至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以武術及以尚武崇德的俠義思想為主題的電影占據了中國電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說，中國武術促進了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推廣和宣傳了中國武術。
2 武術與中國電影發展的三次高潮
2.1第一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當時，人們習慣稱其為「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隨著中國電影的發展而發展到了第一次高潮。這個期間各種各類的武俠電影紛紛出現。
其武俠電影的急速發展，是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武俠小說等都有一定聯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據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並攝製成武俠電影《火燒紅蓮寺》。歷史上人們也一直認為《火燒紅蓮寺》是中國第一部武俠電影。
當時紅極一時的《火燒紅蓮寺》，其票房和社會人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以後的3年內，為滿足觀眾的要求，《火燒紅蓮寺》的續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連今日的美國巨片《蝙蝠俠ⅰ》、《蝙蝠俠ⅱ》、《蝙蝠俠ⅲ》都會感到汗顏。《火燒紅蓮寺》說的是，湖南的瀏陽和平江兩地為爭碼頭而引發械鬥，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侖派和崆峒派，以及紅蓮寺廟等。劇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燒紅蓮寺》的連續18集，事實上形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次武術動作片高潮。以後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製作了兩集，從而使《火燒紅蓮寺》總共拍了20集。
在整個1929年至1931年期間，上海的50餘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餘部武俠電影，佔全部出產影片的60％。
由於日本侵華戰爭，中國電影受到了巨大的創傷，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武俠電影第一次高潮的結束。
2.2 第二次高潮
中國電影第二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術動作片和言情電影一樣，成為支撐香港和台灣電影業的兩大支柱。在這期間，涌現了一批代表這個時期武術動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員與導演。如李小龍、洪金寶等及以後的成龍、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製片公司首先拍攝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碧血劍》，之後，台灣地區也出現了武俠電影，如1960年台聯影片公司的《七劍十三俠》等。
1973年，中國武術動作片翻開了重要的一頁。《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認的遠征歐洲打入世界影壇，並獲得成功的武術動作影片。同年的《龍虎爭斗》是李小龍與美國好萊塢華納影業公司合資生產的影片，成為中國第一部與國外電影公司合作的武術動作片。《死亡游戲》是李小龍自編、自導、自演的最後一部影片，遺憾的是李小龍並沒有拍完這部電影就去世了。
此後，雖然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還繼續在生產，但作為群體性的武術動作片創作、拍攝、效應等逐步減退了。
2.3 第三次高潮
中國電影的第三次武術動作片高潮出現在20世紀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首拍了劉曉慶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開了武術動作片的先聲。1982年由河南開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聯華電影聯合公司攝制的、李連傑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武術動作片題材的影片誕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當》、《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時，武術動作片有了將動作片與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韻。
由中國內地所引發的武術動作片與香港和台灣的武術動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即相比較而言，在敘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現了一種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術動作片又有了一個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龍門客棧》、1993年《東方不敗》、《獅王爭霸》等對中國電影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是間隔了半個多世紀的《火燒紅蓮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連續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龍八部》等等，都對武術動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所有的武術動作片中，以出生於廣東佛山的黃飛鴻的武術生涯為題材的武術動作片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從1949年的《黃飛鴻傳》至今，已有了100餘部關於黃飛鴻武術生涯的故事片。
3 武術動作片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
在整個武術動作片中出現了許多代表人物，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從以下幾點探討。
3.1李小龍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期間，李小龍從武術的詠春拳開始創造截拳道，而後進入影視圈，轟動世界影壇。從而使中國武俠電影又進入了第二次高潮。
李小龍作品有童年時期的作品《富貴浮雲》、《細路祥》、《人之初》、《雷雨》、《人海孤鴻》；1969年《丑聞喋血》；1971年《唐山大兄》；1972年《精武門》；1973年《猛龍過江》、《龍爭虎鬥》；1973年《死亡游戲》（未完）。
在李小龍的電影中尤其是《唐山大兄》這部武術動作片，是由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所製作。該片成功塑造的中國英雄人物「唐山大兄」帶動了中國電影進入世界電影市場，主角李小龍由此而成為了一代國際電影巨星。
3.2 成龍
出生於1948年的成龍，數十年的從影使其成為全球的公眾人物。他的電影有很多，基本以《警察故事》系列、《醉拳》系列為他奠定了武術動作片的地位。此外，具有影響力的電影有《群龍譜》、《A計劃》、《蛇形刁手》、《奇跡》、《紅番區》、《霹靂火》、《簡單任務》、《我是誰》、《一個好人》、《尖峰時刻》等等。成龍1995年就獲得了香港浸會大學的榮譽社會學博士。他的《醉拳ⅱ》赫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雜志，被評為十大電影佳片。成龍熱心於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尤其是為2008年的北京奧運當形象大使。
3.3李連傑
1996年在英國倫敦舉行了「李連傑作品專輯展映」，出現了異常熱烈的哄動場面，反映了李連傑已成為繼李小龍、成龍之後在歐洲備受矚目的中國功夫明星。李連傑的武打動作，除了傳統的中國功夫之外，又加入了好萊塢的動作特技效果。李連傑成功地打入了德國、比利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
李連傑作品有1982年《少林寺》；1984年《少林小子》；1986年《南北少林》；1988年《中華英雄》；1989年《龍在天涯》；1991年《黃飛鴻》；1992年《黃飛鴻ⅱ》、《笑傲江湖》等；1993年《獅王爭霸》、《方世玉》、《太極張三峰》等；1994年《洪熙官》、《精武英雄》及2004年《英雄》、2005年即將上映的《霍元甲》等。
李連傑的身價隨著其名聲業越來越高，從1982年《少林寺》的數百元，到1996年香港龍祥電影公司與永勝娛樂公司簽下了《黑俠》、《黃飛鴻ⅵ》等三部片子，達到了3600萬港幣；而以後的影片也在千萬美元之巨。
3.4 其他代表人物
《武當》中的司馬劍（趙長軍飾）、《塞外奇俠》中的卓已航（原文慶飾）、《武林志》中的東方旭（李俊峰飾）等。在眾多的武術動作影片中，以《黃飛鴻》為題材的影片可以說是達到了武術動作之最。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武術動作片名演員。如成龍、李連傑、洪金寶、元彬、甄子丹、趙文卓、王群、邱建國等；還有不少其他名星。如譚永麟、劉家輝、梁小龍等。在這其中《黃飛鴻》中的黃飛鴻（關德興飾）。1940年開始，關德興飾演《黃飛鴻》，一直到1970年，整整演了99部以《黃飛鴻》題材的電影。
4 中國武術動作電影的發展趨勢
從《定軍山》到《卧虎藏龍》再到2005年周星馳《功夫》、徐克的《七劍》的中國電影百年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到武俠電影的發展趨勢。
4.1重視電影節的評選與獎項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電影節有3000多個，而國際製片人協會承認的國際A級電影節一共是11個。在這林林總總的電影節中，其中奧斯卡是國際A級電影節中舉足輕重的國際電影節，同時也是商業性最強的電影節之一。中國的電影界對此十分重視與關注，如張藝謀近年來的每一部大片似乎都劍指奧斯卡，而且都是與武術動作片有關的電影。
對於中國電影來講，奧斯卡不僅僅是一個在世界面前亮相的好機會，更是一個爭奪世界電影市場的契機。參加奧斯卡，得獎不易，既使獲得提名也同樣具有意義。而如果獲得獎項，則對中國電影的整體形象提升和世界電影市場的定位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2001年的73屆在奧斯卡的獎項，稱為中國武術功夫電影的《卧虎藏龍》再一次使中國武術動作片亮相全球影壇。《卧虎藏龍》是由李安導演的，李安有著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而整個劇組有中國內地、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的演員以及美國和馬來西亞的華人演員組成。在獲獎的時刻，輿論界稱其為「世界華人的電影藝術成就」。
在奧斯卡的獎項提名中，《卧虎藏龍》得到了10個獎項的提名。最終得到了最佳外語片獎、最佳美術指導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原作音樂獎等4項大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在國際A級電影節奧斯卡中的舉足輕重的獎項。
有意思的是，這部配英文字母的華語片還在美國引發了學中文的熱潮，甚至有的學校將《卧虎藏龍》劇本當教材用。
2005年，中國電影有了一個嶄新的評選活動——中國電影排行榜。排行榜4個項目，每個項目有5個提名。我們發現最佳製片人中的5部電影有2部是武術動作片，它們是《功夫》和《十面埋伏》。其中《十面埋伏》有3個項目的提名。
4.2電影市場的票房價值杠桿
從票房價值來看，《卧虎藏龍》僅在北美就達到了近2 億美元的票房、台灣的會宇多媒體以8位數即千萬元的價格取得了《卧虎藏龍》全球獨家動畫版權、包括碟片和商業性合作的授權等，《卧虎藏龍》得到數億美元的收入是毫無疑問的。
同樣，《英雄》在2004年的76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之後，在美國兩個周末的票房達到了1800萬美元，最後在全球達到了1.7621億美元的票房奇跡，而《英雄》在國內的票房收入僅占其中的17.24%。《十面埋伏》的海外版權被「索尼經典」購買了以後，其票房突破了7200萬美元。來自影片發行方中影發行放映分公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7月29日開始放映的徐克的《七劍》，全國首個周末三天票房總計2600萬元人民幣，這個成績和《頭文字D》的首周票房基本持平。同時頭3天在東南亞已取得過4000萬的票房成績，發行負責人翁立表示，「從《七劍》的首周表現來看，總票房達到七八千萬難度不大。」因此《七劍》的中國電影排行榜估計也將是前列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影排行榜以電影的票房收入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4.3娛樂性的武術動作片將異軍突起
《我的功夫女友》被譽為2005年的中國「首部現代功夫喜劇」。它糅合了浪漫、搞笑、功夫、勵志等多種元素。《我的功夫女友》是繼韓國影視明星張娜拉的電視劇《明朗少女成功記》創下收視高峰，並捧紅了張娜拉的亞洲小天後地位之後的又一巨作。圈內人把其稱作是中國版的《明朗少女成功記》。雖然由於檔期的原因，張娜拉最終未能出演此劇，但《我的功夫女友》將中國功夫與喜劇的結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許多海外的影片商也看好該片，希望引進現代功夫喜劇《我的功夫女友》影片。
2005年3月香港引進內地的首部電影叫《精武家庭》。它是集武打、動作、喜劇溫情於一體的武術動作電影。該片由成龍監制，「成家班」參加了全部的拍攝工作。總投資為4000萬元的《精武家庭》有驚險的跳樓場面和高難度的武打動作。
而香港另一武術動作片的明星洪金寶也在2005年的4月推出了「洪式」的喜劇功夫電影《龍威父子》。《龍威父子》取景於雲南和廣西一帶，秀美的自然風光和壯觀的瀑布河流更襯托出了中國武術動作影片的傳奇色彩。
在2005年的賀歲片市場里，以周星馳為主演的，作為新年賀歲片的中國功夫電影《功夫》展現了「電腦功夫」和武術真功夫的結合。此外，影片使這賀歲功夫片不同於普通的功夫片。《功夫》一片投資1.5個億港幣，片中仿效了不少好萊塢影片的經典段落，十分搶眼。
沉寂了3年以後的徐克又推出了武俠巨片《七劍》。該片目前拍攝完畢，已經於2005年7月29日與觀眾見面。
Ⅷ 類型電影論文(2)
類型電影論文篇2
淺談中外災難類型電影比較
摘要：本文以好萊塢的類型電影為參照標准，結合國產電影創作實際，以近期的兩部災難片《唐山大地震》和《2012》為例，分別從敘事、女性主義、植入式廣告及意識形態四個方面對國產類型電影和美國類型電影加以比較，提出類型電影尤其是國產類型電影以後的發展趨勢及需要改進之處。
關鍵詞：類型電影;敘事;女性主義;植入式廣告;意識形態
一、類型電影的特點
類型電影作為高度模式化的影片，其存在是一個客觀的電影現象。電影“類”的誕生較早，但電影類型的內涵如何界定，大師們的看法並不相同，美國學者羅伯特・考克爾認為：“電影一旦發展出一種敘事結構，從僅僅展示事物(如火車離開站台或兩個接吻的人)轉向講述故事，就開始形成類型。故事一旦被講述，它們就立刻進入了一定的類型：浪漫型、情節劇型、追捕型、西部型、喜劇型。”而澳大利亞學者理查德・麥特白則認為：“觀眾、製片人和批評家在討論電影的時候都在用類型的概念，但是他們每一個人使用這些概念的含義可能大不相同……就像安德魯・都鐸(Andrew Tudor)所說的，類型‘是我們共同相信的一些東西’。當看一部驚悚片的時候，我們知道什麼是驚悚片。事實上，在我們看之前就知道什麼是驚悚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不需知道影片的內容，就能認出這些有著廣泛的文化共同點的類型電影。”
災難電影作為類型電影的一種，除有其共性之外，還有其獨特之處。每一種類型電影都具有相對固定的題材和人物類型、特定的故事空間與造型語言、剪輯風格和音樂特色。如歌舞片中的舞台、歌舞明星，科幻片中虛擬的未來世界、外星人，戰爭片中的兩軍對抗、戰地英雄，警匪片中的強盜、警察、地下組織等。災難電影的故事和主題，時常順應時代的變遷和觀念的更新而變化。《2012》是建立在瑪雅預言的基礎之上而創作的影片，該片上映時間是2009年，離2012年很近。與此相似，《唐山大地震》的拍攝也在汶川地震之後，群眾尚未從地震的陰影中恢復過來，汶川大地震讓人想起數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其次，類型電影一般都迎合觀眾的某些感官和情感的需要，以滿足觀眾內心深處的娛樂心理。每一種類型電影雖呈現娛樂的方式不同，但營造娛樂情景並最終希望實現娛樂功能上是相同的。類型電影的娛樂性，一方面是刺激和滿足人們的種種情感，另一方面是通過把奇觀融入情節，讓觀眾在賞心悅目中獲得審美的快感。災難電影尤其是好萊塢的災難片首先用宏大的災難場景給人以視覺的沖擊力，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扣人心弦，觀眾的心情隨著影片情節的進展時而緊張時而放鬆，有如身臨其境一般，刺激而愉悅。中國的災難片場面明顯要遜色許多，敘事相對比較溫和，注重內容的情感部分，以情動人。
最後，類型電影還具有商業性特徵。不同的類型電影滿足各類不同愛好的觀眾的消費需求。如果市場對某種類型電影有良好的反應，有觀眾捧場，片廠便會繼續製作這類電影，否則，便會停止生產。《2012》上映後反響比較激烈，票房收入也相當可觀，之後不久國產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上映，許多觀眾是因為對《2012》的意猶未盡而走進電影院觀看這部所謂國產災難片的。《唐山大地震》被作為災難片宣傳也是商業運作的一個手段。
二、敘事及其手法
《2012》講述一個關於世界末日的故事。影片最大的亮點在於災難發生時極致視覺特效，這種強大的沖擊力讓觀眾震驚。但看完電影之後，腦海里只存留了片中各種不可思議的災難元素：地球板塊移動、火山、地震、海嘯、洪水集體肆虐，全球各種標志性建築全被毀滅，給人一種恐怖震撼的末日來臨之感。但這容易讓觀眾忽視其劇情，也難以啟人深思。此外，《2012》還被一些記者稱為寫給中國的情書，裡面加入了很多中國元素。或許是導演被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國人民的精神所感動，故把中國描寫成人類的救贖之地，片尾拯救人類的諾亞方舟也是中國製造的。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比較有爭議的災難類型電影。准確的說，它應是一部典型的中國親情劇。片中的災難場景被一筆帶過，更多的是敘述一個四口之家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把影片命名為《唐山大地震》只是一種炒作手段。影片宣揚了超越一切的親情，正像馮導所期望的那樣“內容大於形式”：“災難片元素是《唐山大地震》的基礎，而倫理片元素則是影片的靈魂。”
三、女性主義的折射體現
好萊塢類型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多處於被動和附屬的地位，或是作為家庭生活的象徵。西蒙・波伏娃說：“所有男人寫的關於女人的書都應加以懷疑，因為男人的身份就如訴訟案中，既是法官又是訴訟人。”《2012》中有一個細節，傑克遜開車來接孩子們去度假的時候，妻子給丈夫一包尿不濕，告訴丈夫七歲的女兒到現在還在尿床，每天晚上睡覺前要穿這個，丈夫看到這個東西後滿懷質疑：還穿?顯然丈夫之前並不知道女兒還尿床的事情，這一細節充分體現了其“大男子主義”，女人才是這個家生活的主宰。在災難類型電影中，女性多處於危險境地，需要被保護。當海嘯和地震發生時，鏡頭會立即轉向女性們的反應：尖叫、恐慌、無助地四處逃竄。
而男性在遇到災難時則會思考：“what the hell was that?”同時，在西方電影中，女性又是獨立存在的個體，她們之於男性的附屬地位是相對的。《2012》中的勞拉是一個聰明而有智慧的女孩兒，是獨立女性的代表。面對災難的時候，勞拉表現出來的沉穩、堅強、鎮定完全不遜色於男性。當地球將要毀滅，傑克遜帶著全家逃亡的時候，他似乎是全家命運的主宰，妻子和兒女都必須在其保護之下才能逃生。但如果妻子完全依靠丈夫的保護而喪失了自我，她和兒女們同樣不能自保。輪船幾乎要沉入大海，全家人都被困入浸滿海水的船中，他們被迫與傑克遜走散，這時，阿曼達飾演的妻子就不得不承擔起保護孩子生命的責任。導演在此處對情節的描寫集中體現了在災難中女性也有不可阻擋的堅強，與前面的表現女性面對災難時的恐慌形成鮮明對比。
《唐山大地震》對女性主義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與《2012》相似，影片對母愛的描寫顯然更為深刻。但相比西方類型電影中的女性主義，國產電影仍有傳統的保守主義傾向。片中元妮喪夫後，面對另一個男人的追求毫不動容，堅持一個人度過餘生，因為她知道，丈夫是為保護自己在地震中死去，沒有哪個男人會像丈夫那樣用生命來愛自己。但細想一下，元妮的這種做法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馮小剛在影片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塑造了一部催人淚下的親情劇。元妮喪夫之後，一個人撫養兒子的艱辛，也體現了丈夫在一個家庭中的重要性，男人是家的頂樑柱，如果活著，她的生活就不會這么苦，顯然這並沒脫離中國家庭以男性為主的傳統觀念。從社會角度看，女性是滄桑時代的見證，是命運多舛的個體：災難留下的痛苦只有在脆弱的女性身上才能得到很好的體現，並讓人同情。
四、植入式廣告在影片中的運用
隨著廣告業的發展，植入式廣告越來越多的受到廣告 主的重視。“植入式廣告，又叫急性廣告，是指廣告傳播一改往日單純依靠說教和推銷的營銷策略，將產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的視覺性符號甚至服務性內容策略性地帶入電影、電視劇或其他電視節目及其他傳播內容中(隱藏於載體並與載體融為一體)，使觀眾在接受傳播內容的同時，不自覺地接受到商品或品牌信息，繼而達到廣告主所期望的傳播目的。”上述兩片的植入性廣告分以下類型：
1、置景道具植入型：這是最傳統的植入式廣告形式，主要指品牌視覺符號或商品本身作為影視作品的置景道具出現。“視覺形式的形象性對於以說服為目的的傳播具有特殊意義。”如在影片《2012》中男主人公開的汽車標志便是其中之一。《唐山大地震》中，元妮在和家人一起吃飯的時候，飯桌上擺的劍南春酒是最明顯的植入性廣告標志，此外還有汽車、電視、銀行、運動品牌等。
2、對白植入型：就是在電影中通過人物的對話，巧妙地將產品、品牌、服務植入其中，成為電影中的台詞，以此來達到廣告效應。如《2012》中，男主人公匆匆忙忙地開車回家帶兒女們去度假，在給愛人打電話的過程中，就提到“黃石公園”這個名字，這也是植入式廣告的形式。《唐山大地震》中中國人壽保險的廣告方式也屬於此類：方達作為旅遊公司的老總，當員工過來詢問這次旅遊保險用哪家時，方達說：“就選中國人壽吧，踏實。”
3、場景植入型：即是把品牌信息嵌入到影視作品的環境中去，品牌視覺符號或商品本身作為故事發生的場景或場景的一部分出現。如{2012}拍攝的場景中出現的海灘樓房以及主人公帶孩子們度假的公園等，都注入了一定的廣告元素。
國產類型電影與好萊塢大片在植入式廣告方面相差甚遠，好萊塢電影可不動聲色地把廣告植入其中，既能有效地為廣告主服務，又不影響觀眾對影片的欣賞。但國產電影在這方面做得有點兒欠妥。植入式廣告要尊重影片的故事情節，使其顯得順其自然，不影響影片的觀賞效果。《2012》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但看過《唐山大地震》之後，觀眾對片中的植入式廣告批評聲不斷。植入式廣告應有效地給觀眾一種暗示效應，遵循內容第一，廣告第二的原則，避免片中突兀地出現廣告詞和任何不合理的廣告場景，不能盲目的把任何廣告都嵌入影片中。在進行植入式廣告之前，要分析產品及其品牌適不適合在該影片中表現，能不能達到廣告主想要的宣傳效果等因素。
五、結語
中西災難類型電影的差異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差異，體現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我們不能苛求中國的災難片完全符合西方的審美需要，但成功的作品肯定是把深邃的思想內涵，巧妙的藝術處理與大眾的觀賞熱點結合起來。首先，中西方類型電影最大的交集就是商業性，它們未來努力的方向也離不開使其更具有商業價值，觀眾花錢去電影院看電影，買的大多是娛樂享受，所以，電影的商業性和娛樂性是分不開的。
其次，中西方電影還要努力提高其講故事的水平。好萊塢電影重在場面的製作，掩蓋其情節的跌宕起伏，觀眾震撼之後難免會感覺少了點兒什麼。但中國電影講故事的過程多有漏洞，故事出來之後多有批評之聲。好萊塢類型電影在講述故事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再次，電影應該注重宣傳，激發觀眾的類型期待。從某種程度上講，類型電影是預先出售給觀眾，在開發每一部類型電影時，往往就有相對的觀眾定位。如果一部影片能得到適當的宣傳，從片名、廣告宣傳等每個運作環節將類型固著於觀眾的心靈，那麼，電影的春天就不會遠了。
最後，類型電影還應該注重整合生產和發行兩個環節。類型電影是在吸引更多消費者和賺取更多利潤的動機推動下向前發展的。好萊塢電影業總是力圖復制它最近的商業成功。在市場開發中，有意識地遮蓋其他方面來有選擇地突出某些方面，使觀眾更加註意那些製作商想要強調的方面。然而中國電影市場目前還處在半市場化狀態，院線體系雖已經逐步形成，但還要繼續完善院線發展模式。
注釋：
[1]唐晉先：《(唐山大地震)：動人因親情，感人緣母親》，《電影文學》2011年第3期.
[2]任拯廷：《淺議植入式廣告》，《今傳媒》2006年第4期.
[3]梅薩里：《視覺說服――形象在廣告中的作用》，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
[4]孫玉勝：《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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