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電影的發展歷程
㈡ 你知道電影發展都經歷了什麼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攝的《歌女紅牡丹》公開上映，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由此問世。1935年3月，由蔡楚生編導的影片《漁光曲》在蘇聯舉辦的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會上獲得了榮獲獎，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漁光曲》遂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 際上獲獎的影片。1988年，由張藝謀執導，鞏俐和姜文主演的中國影片《紅高粱》在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 節上獲得最高獎金熊獎;這是第一部在國際A類電影節上獲得最高獎的中國電影。
㈢ 電影藝術引發了哪些藝術觀念的改革和變化
電影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亦是具有龐大受眾數量的大眾文化形態、大眾傳媒和重要的文化產業，在文化價值觀的傳播、認知、認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著重要作用，有著巨大的影響力。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業在世紀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陣痛中艱難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國電影的發展，電影觀念的蛻變革新堪稱劇烈。一部電影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觀念革新的歷史。
人是有觀念的動物，能思想的蘆葦。觀念就是人類支配行為的主觀意識，它對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原則、方向和行為軌跡，起著根本的指示和規范作用。觀念的內核是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和由它決定的行為方式，決定了人最為基本的活動方向和樣式，因此，觀念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行為的結果。
電影觀念的變革，如影隨形相伴於新世紀電影的始終。與這些觀念變化相應，電影的美學形態、敘事形態、美學觀念等也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比如說，我們的電影觀念曾經是宣傳、工具、事業，是主流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導演那樣把電影當作藝術表達或文化反思的載體；20世紀80年代有過觸動禁忌的電影「娛樂性」的爭論；繼而邵牧君提出「電影工業論」，則曲高和寡，批評聲不絕。但到今天，經過新世紀以來以大片為肇端的電影的全面市場化、商業化運作，不論是電影局的領導，第一線的影人、編劇、導演，還是理論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觀眾，在電影觀念上都認可或是默認了電影的商業、工業的特性。時代的發展已經讓電影的工業或文化產業觀念、電影營銷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說電影的生產主要涉及電影的對象世界、生產者（策劃創意、融資投資、編劇、導演、演員等的集體性創造）、生成品（影視語言、形式結構、生成特性、藝術形態、類型特徵、後期製作、技術的介入）、觀眾與市場（宣傳發行營銷、影院經營等）等環節的話，觀念變革幾乎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在發生。
本文主要從工業觀念、藝術觀念、文化價值觀念等幾個重要方面（涉及電影的策劃、製片、創作或生產、宣發營銷等幾個環節進行）梳理總結。
一、 電影工業觀念：製片中心制與營銷觀念
電影工業觀念中至為重要的觀念之一是製片觀念與營銷觀念，分別位列電影生產的上游和下游。
1、 製片人中心制與創意製片管理觀念
近些年來，中國電影在製片機制方面凸顯了一個重要的觀念——「製片人中心制」，並使得製片管理機制在電影生產中的重要性凸顯出來。
「製片人中心制」觀念是電影工業觀念的核心之一。製片人（Procer）是電影生產體系中的關鍵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製片管理（Procing）。而我們所要重點強調的「製片機制」則是製片人的製片管理模式。就好萊塢視野中，理想意義上而言，「製片管理不僅包括電影製作過程的管理，其更豐富的內容在於電影劇本的開發、電影融資以及製片人通過行使其「樞紐」的職責實現對電影創意的管控和與其他主要工種之間的權力制衡。」[1]
長期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電影製片傳統，製片觀念是狹隘的。中國當下製片管理機制普遍存在的問題有兩個：
一是不以製片人為中心，而以導演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員為中心的或以現成的劇本)為中心。二是製片人的工作職責狹窄，或者說是對製片的環節或製片人的工作不重視，沒有賦予相應的要求，投資人也沒有在製片這一環節上給出製片人足夠的權力、時間和財力物力。在很多電影中，「製片人」的工作職責甚至還未脫離「製片主任」（通俗點說就是一個財務主管、拍攝及後期製作的管家）的范圍。而對照美國的電影生產，一位美國著名製片人在談及中美製片的不同時曾發人深省地說過，「好萊塢電影工業與中國電影工業的差別在於，中國只重視製作（Proction）這個階段，但製作前的發展（Development）這個階段在中國通常時間很短，差不多隻有兩年，但好萊塢平均將近10年，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從拿到劇本到最後開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轉換觀念後的製片機制來看，製片人或者說製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說貫穿於整個影片從策劃創意、編劇導演、生產製作、宣發營銷、後產品開發的所有環節。製片人本身就不僅僅懂投資，也懂藝術，也了解文化動態，他管理資金的合理分配，參與各個部門的工作，安排宣發營銷，提早設計後產品開發等。因為至少從最表面的角度來看，製片人對資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決定了影片各個環節的具體運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資金、時機與時間的長度，深度與廣度等。例如迄今高居華語電影票房榜首的《畫皮2》就實踐並完善了一種好萊塢化的，極為有效的電影製片管理機制。 他們對品牌戰略的重視，對前期「藝術設計」[3]的重視和不遺餘力，對營銷戰略、後產品開發的重視以及長期性、制度化的運作，都是具有借鑒啟示意義的。
《畫皮》系列電影的成功，正是從製片人品牌策劃創意，到編導藝術設計、文本創意、導演表演創作創意，到畫面造型製作技術創意，外圍宣發創意，營銷運作機制創意、後產品開發創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組合，才促成了《畫皮》之神話的誕生。
2、營銷與全媒體營銷觀念
新世紀以來的電影大片引發了中國電影的觀念革命，確立了電影的工業或產業觀念——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念革命是營銷意識的強化。
電影大片確立的大投入，大製作，大發行，大市場的商業模式是好萊塢電影獲取全球市場的商業運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電影大片廣泛吸引資金，注重國際市場，開拓海外明星，以國際化的視點、東方化的奇觀、「高概念電影」的商業化配方等進行經營，表徵了中國電影業的商業化、市場化轉向。在宣發營銷發行上，大片按照「活動經濟」和「事件營銷」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物力，組織首映禮等各項活動，吸引注意力，強化關注度，拉長事件持續的時間，表現出以產業鏈經營為基礎、產業集群為特徵。除票房外，一些影片還試圖向縱向產業鏈（包括電影版權、廣告、贊助、票房、衍生品開發等）和橫向產業鏈（包括圖書、劇本、電影、電視、音樂、游戲、演出經紀、拍攝基地等系列行業）進發。
由此，中國電影逐漸確立了電影營銷的觀念，張偉平曾說，「《英雄》出現之前，我們的藝術家們，包括電影投資人，他們第一沒有看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巨大潛力，第二沒有看到一部國產片上映會在中國老百姓心目中引起這么大的反響，第三沒有意識到，電影是需要經營、營銷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傳營銷策劃，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宣告了一個電影創意營銷時代的來臨。張偉平創造的一系媒體宣傳手段到現在也被各個大片所沿用和復制。
但張偉平開創的粗放式的、大規模、豪華型的營銷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體營銷的巨大沖擊。近年來，微博、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成為媒體關鍵詞，隨著數字技術和移動通信終端的發展，電影營銷依賴的媒體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媒介特徵和傳播方式的改變對電影營銷的內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為我們處身於一個全媒介時代，單一的媒介營銷已經遠遠不夠。於是，在傳統宣發模式的基礎上，我們迎來了一個電影營銷的新媒體、多媒體整合營銷宣傳的時代。例如《讓子彈飛》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機、戶外移動電視等新媒體營銷。小成本電影《失戀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體尤其是微博營銷功不可沒。
製片與營銷的觀念變革促使電影回歸工業本性，深化了市場化經濟，其意義顯而易見。
二、藝術觀念：從藝術電影的創作到類型電影的生產
新時期以來藝術電影的流脈，明顯區別於主旋律電影和商業化電影：「從幾代導演共同努力的藝術的「蘇醒」，到以第四代導演為主體的藝術創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導演為主體的新時期電影藝術的高潮和高潮過後的萎縮與分化以及「後五代」導演對藝術與商業的融合，到第六代導演的邊緣堅持，以及新世紀以後，第六代導演和不斷冒出的新生代導演關注現實，融合藝術與商業、與主流的努力，而呈現出多姿多彩、充滿活力的文化景觀。」[5]
無疑，電影有其工業生產特性和商業性，這種特性一定程度上與藝術電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電影製作的商業和文化現實大大抵消了希望成為一個個性化創作者的願望，抵消了希望擁有自己的主題風格和個人化的世界觀的願望世界范圍內的電影產品的經濟現實和絕大多數電影觀眾的口味抵消了這種願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導演」集中呈現了「小眾化」、非主流、「獨立製片」等特點的藝術電影觀念。導演們走的一般是藝術電影之路，大多對好萊塢比較反感，美學趣味骨子裡是貴族化的、歐洲現代主義和藝術電影式的。
總體而言，第四、五、六代導演所踐行的藝術電影觀念與市場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也因此，他們長期處於與市場、受眾尖銳的矛盾與艱難的磨合之中，都面臨著痛苦的轉型。
但自新世紀以來，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變化。新老導演們更加重視影片進入市場：戲劇化強度的追求，類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轉變構成重要的標志。從極度自我化、藝術化的《太陽照常升起》到創造中國電影票房奇跡的《讓子彈飛》，表徵了姜文的大眾化趨向。雖然《讓子彈飛》在意識形態上還保留了他個人化的對歷史、對現實的思考。但《讓子彈飛》在商業性、藝術性、主流性的三維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種平衡，姜文的「藝術電影商業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約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類型化道路逐漸成為了電影人的共識。類型電影觀念開始確立。類型電影有相應的類型規則，要求反映最深層的民族集體無意識，核心性、普適性的主流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呼籲中國電影的類型化道路，也就是認可其商業性，認可其對最大可能限度的觀眾與票房的追求，
而且，類型化趨勢不僅成為業界的共識，甚至也成為批評界的顯學。電影的類型研究，切近了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等品性，涉及到中國電影從創意、敘事、形態到生產、宣發、分銷的電影全過程、全方位的眾多問題，因而是一個相當有效的視角。
雖然中國電影的類型性並不充分完備（與好萊塢相比）但毋庸諱言的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電影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中國電影的生產環境與好萊塢會越來越接近，更為接近好萊塢意義上的類型電影也會不斷出現。
在類型觀念和工業體制下編劇、導演的創作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傳統的電影創作觀念中，編劇是「一劇之本」的案頭視覺化的文學寫作。導演則是以導演為中心的作者化電影的創作。但在一個市場化和創意經濟的時代，電影生產的經濟因素和技術性要求越來越高，製作因素、團隊協作性越來越強，相應地導演的個性因素、「作者電影」風格被壓抑，這使得編劇導演的主體地位明顯降低。說到底，導演個體的功能必須要結合到整個電影生產的有機環節中才能圓滿發揮。這正如趙寧宇揭示的導演的一種「產業化生存」[7]現狀，在他看來，作為導演，要具有相當綜合全面的素質，甚至也要懂市場、投資、商業和技術。
《畫皮2》導演烏爾善對工業體制上內導演功能與作用的變化認識得很清醒，他誠心服從於體制，服從於工業化的生產並與之達成恰當的張力。正如自覺認識到的那樣，「我們看美國的大型商業電影，如《指環王》、《哈利波特》、《阿凡達》，他們都有一個標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國電影行業反倒比較特殊，許多導演不願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個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團隊和組織團隊的方式是否科學，是否能把個人能量凝聚為集體智慧。」[8]
《畫皮2》的藝術總監與營銷總監楊真鑒對「藝術設計」的闡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編劇導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變化。他認為，「今天的商業電影的藝術設計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那種把前期藝術設計寄託在一個好編劇身上的觀念已經非常過時了。電影前期的藝術設計包含了題材設計、藝術規劃、編劇規劃、編劇實施、美術概念設計、美術視覺設計（含造型、服裝、化妝、場景道具）、鏡頭成像設計（含燈光效果設計）、動作系統設計、 CG技術規劃、表演體系設計等。」就是說，這種藝術設計不是僅限於劇本的平面的設計，而是立體的，影像化的設計。他還具體分析其中的「藝術規劃」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體系的設計」、「二、角色設計」、「三、思想概念體系的設計」、「四、美學呈現體系的設計」、「五、互動設計」。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製片人獨力來做的。但楊真鑒對這些工作的總結表明了他們（廣義的製片人）對編劇、導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楊真鑒這里所強調的「藝術設計」工作其實就是好萊塢所極為重視的「劇本開發（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製作開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劇本相關，20%跟選角、視覺概念設計等有關----好萊塢針對劇本開發自身有一個龐大的產業鏈，裡面有編劇、經紀人、管理人、大片廠創意行政、劇本醫生等多種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價值觀：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觀念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是電影的藝術觀念。與此相應，電影導演主體意識則不乏精英知識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導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和精英知識階層。他們所代表的新時期文化精神與五四精神是具有歷史承傳性的。如陳凱歌一直自認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單純意義上的電影導演，他說，「與其說我是一個電影導演，我寧願說自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敘說（用弘揚、宣揚這類詞對我來講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現在談對中國文化現狀的憂慮，是徒喚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積的呼應。但用電影表達自己對文化的思考，卻是我的一種自覺選擇。」[10]他還宣稱，「當民族振興的時代開始來到的時候，我們希望一切從頭開始，希望從受傷的地方生長出足以振奮整個民族精神的思想來。」不難發現陳凱歌所稟有的那種「鐵肩當道義」式的歷史使命感、時代精神和啟蒙理想。
在第五代導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黃土地》、《孩子王》、《盜馬賊》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傳達了當時整個社會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國民性、追求「現代性」、向蔚藍色文明大踏步邁進的高遠理想。
然而他們很快就面臨著一個大眾文化轉型的事實。時代的大眾文化轉型導致了高雅藝術與精英藝術界限的消失。因為在這樣的時代，大眾彷彿具有了選擇權和評判權，精英文化為了生存，不得不掩蓋自己的先鋒性，磨平自己的稜角，填平雅與俗、高與低、先鋒與大眾的界限與鴻溝。高雅藝術與精英藝術也愈益喪失了標准。
所謂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都市化工業社會中產生的，主要以現代都市市民大眾為消費對象的，通過當代影視網路新媒體、報刊書籍等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復制的、按市場規律生產的文化產品。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其明顯的特徵是主要是為大眾消費而製作。大眾化與精英化、小眾化等相對，應該說大眾文化與大眾的切身利益有關，它是大眾創造出來又為大眾所消費的。實際上，大眾文化是一種利用大眾媒介來進行傳播的現代工業文化。
電影本身是一種以大眾文化為主導定位的新型大眾藝術樣式，但這種電影的大眾文化觀念也不是向來如此的，它也經歷了觀念的復雜而艱難的沉浮變遷。到今天，經過大片的市場運作，影視領域的「娛樂化」大潮等，則是認可了電影的商業、工業的特性及與工業觀念相應的大眾文化觀念。
毫無疑問，大眾文化本身的確是存在問題的（如某種「娛樂至死」的過度娛樂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監督、調節、引導的，但在一個全球化的、全媒體的、文化劇烈變遷的年代，大眾文化的崛起並且呼喚政府主管部門和學院知識分子更加重視和尊重，以期共榮雙贏和健康發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隨著大眾文化觀念的確立，中國電影經歷了一個由原來的藝術電影、主旋律電影而向大眾文化轉化的「大眾化」的過程。而原來的具有大眾文化性的商業電影則融合主旋律電影、藝術電影的某些特徵，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為大眾文化的「主流化」。從大眾文化的角度看，我們不妨把這三種電影流向統稱為「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化」。在當代語境中，大眾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異，高雅與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壇，通俗文化步上台階，向主流靠攏，共同在經濟、政治、科技、商業與文化的全面滲透中互相交融。
正視大眾文化的崛起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和中國當下文化發展的現實，已經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本土的獨特性的大眾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資源的獨特性、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以及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獨特性。
如前所述，中國電影「大眾文化觀念」的實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觀念」，是多元文化共生與融合的結果，其中既有主導文化與商業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亞文化的沖突與調和，還有傳統文化、香港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與流變。這些文化資源的拼貼、融合乃至錯位，共同營造了多元化的中國當下電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國電影：觀念變革背景下的文化創新
觀念指導行動，觀念改造現實。在一個百舸爭流、物競天擇的全球化商品經濟時代和觀念變革時代，中國電影別無選擇而與好萊塢共舞，承擔文化傳承傳播與產業經濟的雙重任務，積極實施產業推進和文化創新。
中國電影的文化創新大致在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1、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中國電影大片昭示了一種新的可能與方向。而「古裝」又使得此類大片更具文化符號性，因為「古裝」本身就因其與現實、當下的疏遠而別具詩性和文化符號性，別有一種超現實美學意味。
從某種角度看，中國電影大片以獨特的影像化方式對中華文化實施一種影像化的轉換。這種轉化可以從傳統詩學的影像符號化表述與寫意性、表現性的影像再現兩個方面來看。
電影大片的發展形成了自己「視覺本位」的美學。在這個視覺文化轉型、視覺為王的大眾文化時代是一種必然選擇。而立足於電影這一大眾文化，傳統文化、中華藝術精神自然也可以成為今日大眾文化的有機源泉。古裝大片堪稱時代最重要的美學表徵。一定程度上，這種視覺轉向趨勢與傳統美學對意象的強調不謀而合。當然，對視覺奇觀的強調會使得「意象」中意、情感這些要素大幅減少，然而以發展的眼光看，也許可以說，古裝大片中的畫面造型、場景、影調等等正是體現於電影的意象（盡管「意」差強人意）。而有些電影所表現的那種開闊的高遠、全景鏡頭、畫面所體現出來的超現實意味，也是傳統美學中寫意精神的流轉，一種傳統的現代影像轉化。
大體而言，以《英雄》為代表的電影大片均極為重視對「場景」的凸顯，以及對於影調、畫面和視覺風格的著意強調。而這些場景均具有一種泛中華文化的味道，是一種多少有點「意味」的「形式」或「符號」。
與場景相應，在古裝大片中，服裝道美這些構成場景要素作為視覺元素的凸現也很明顯。在影視劇中，服裝、道具、美術一般來說只起輔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裝華語大片中，其意義卻非同尋常。可以說具備了獨立的審美觀賞的價值。
當然，從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在中國古典美學形態中並不佔有優勢地位的繁復奇麗、錯彩鏤金的美，成為了一種大眾文化背景下兼具艷俗和奢華的雙重性的新美學。這種新美學表明，在此類視覺化轉向的電影中，色彩與畫面造型的視覺快感追求被發揮到了極致。
在大片中，由於強化觀賞價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視覺造型效果、電影運動的景觀和畫面的超現實境界，電影敘事發生了重要的變異。文學性要素、戲劇性要素、思想內涵等明顯弱化了。
當然，奇觀的展示，詩情畫意、總體意境的呈現，也低度性地參與敘事表意的過程（如《英雄》中色彩與色調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手段），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裝大片中，傳統的時間性敘事美學變成了空間性造型美學，敘事的時間性線性邏輯常常被空間性的「景觀」（包括作為武俠類型電影重要元素的打鬥場面）所割斷，意義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傳統邊緣文化的現代化
在世紀初年崛起的大片漸趨衰落之後，中國的魔幻類電影頗有回升之勢，基於中國古典民間傳奇的《白蛇傳奇》、《畫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愛情題材。這些電影通過奇觀化的建築場景、風格化的服飾道具等物件營造出一種有別於好萊塢科幻大片的東方式魔幻類型電影，把人性、愛情、人與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維系從魔幻中詢喚出來，完成大眾對鬼魅的審美想像。《畫皮Ⅱ》把這一類型提升到了一個高度，從而奠定了中國式的魔幻電影大片的類型品質。同時又是有一定哲學思考的魔幻電影類型，關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驗性的深層問題。這一電影類型，在當下青少年觀眾當中應該是非常有市場的，票房成就也證明了這一點。
《畫皮1、2》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意義就在於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一向居於邊緣，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種電影的方式把它大眾文化化。在這種大眾文化化的過程當中，又結合很多西方魔幻電影的類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場景的設計、畫面的構圖、色彩的渲染，並不是純中國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還有來自西方的東西。因此影片有頗具文化融合特徵。實際上，除了「狐妖」這一角色的原型來自中國民間的志怪妖仙文化外，電影與原著《聊齋志異》的聯系並不是特別緊密。這部映射諸多當代話題（也是一種「接地氣」）的魔幻電影中雜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號，並以精美奇絕的視覺效果呈現。它既有營造好萊塢式大片視聽奇觀的野心，又有著類乎獨立電影的先鋒性設計理念。
2、 青年邊緣文化的主流化
當下，80後90後年輕一代開始逐漸顯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說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暑期檔、寒假檔的重要性愈益凸顯，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據青少年票房市場才能在市場上居於不敗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徵是較為徹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熱衷游戲，「咸與娛樂」，政治意識不強，商業市場意識倒是不弱，平民意識和公民意識強，社會經驗、直接經驗不足但想像力豐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義。
從電影導演代際的角度看，原來小資、小眾的部分第六代導演及更年輕的電影導演終於「長大成人」了，開始正視社會、票房、受眾口碑了，他們的電影也在艱難地向「主流化」靠攏。這是中國主流電影的生力軍，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導演的藝術電影傳統等的融入主流電影文化，預示著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主流電影的未來發展。
例如《失戀33天》通過「接地氣」的青年「意識形態詢喚」，巧妙的市場把握和營銷策略大獲成功，其中並無牽強附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依賴，也無目的性明顯的主流文化引導，以其大眾化甚至是「電視化」的審美特徵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獲得了市場主流和廣大青少年受眾的認可，這是一個原居邊緣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種以「小妞電影」為載體的「小妞文化」）成功進入大眾文化視域並創造大眾票房奇跡的神話，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以支流、偏鋒制勝的案例。毫無疑問，對於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來說，青年文化的潛力是驚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萊塢電影所攜帶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場的全面勝利，成為本土電影學習的榜樣。中國電影在經歷了「內向型」之後開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轉型，開始將眼光瞄準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場，開始將展現醜陋的「偽民俗」策略轉化為普世價值（如和平、天下、仁愛）的弘揚，從對西方「想像中國」的迎合變而為「中國想像」的呈現，將「中國夢」的想像和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念向全世界傳播，將小眾化的藝術電影加工成為高度工業化和商業性，同時又是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想像的中國主流大片。
以《英雄》為發端的中國大片的成功無疑受到好萊塢「高概念」電影生產方式的影響，大投入，大製作，大發行，大市場的商業模式正是好萊塢電影不斷獲取全球市場的商業運作模式。《集結號》開始時的巷戰，近戰手勢語，鋼盔和美式軍備，讓人恍如在看二戰題材的美國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戲稱為中國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國商業大片『好萊塢』化進程」；《無極》被人譏稱為到處皆有外來影響痕跡的「大雜儈」、「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跡也極為明顯。新世紀以來「以小人物為中心，犯罪行為為線索，社會現象為背景、復現敘事結構、荒誕性為特徵的『黑色喜劇』正在成為一種流行形態，並在觀眾群中形成對一種電影類型的期待觀看。」[11]此外，類型雜糅的特點，符合了古典好萊塢之後，世界電影發展的趨勢——類型邊界的不斷模糊，反類型電影、「超級類型電影」不斷出現。
當然，目前主流電影的生存，已經不是西方與東方簡單對峙的階段，而進入互融、互包、互惠、
㈣ 三十年代電影變革出現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電影作為「第七藝術」，經過19世紀許多科學家無數次的探索和實驗，終於在1895年12月在法國誕生。1896年傳入中國，被人們稱做「西洋影戲」，在中國放映的早期影片大都是一些很短的片斷，也就是這些片斷，使中國觀眾震撼並為之吸引，因為它可以夢幻般的記錄和再現生活，而且還具有創造美好生活圖景的本領。
從2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電影的創作和生產開始逐步走上軌道。中國電影也開始在藝術上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創造方法和創作風格，它漸漸的形成了一種傳統，可以把這種傳統稱為「影戲」，它為以後中國電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直到30年代，左翼電影運動興起，「影戲」一詞才被「電影」一詞取代。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促進了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的覺醒開始推動中國電影變革。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爆發，這對中國電影的變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廣大觀眾厭惡了那些脫離生活、逃避現實的鴛鴦蝴蝶派作品，向電影界發出了覺醒救國的呼聲。與此同時，電影創作人員中也出現了以題材和形式上的創新來尋求新出路的願望，種種形勢迫使電影資本家在創作方針上發生改變。1932年到193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了電影小組，在「一·二八」事變後，人民抗日熱情不斷高漲，左翼電影運動隨之迅速興起，出現了如《姊妹花》、《漁光曲》等一大批優秀影片。但是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是曲折的，1933年，國民黨反動派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搗毀影片公司、散發反共傳單、恫嚇進步電影工作者、逼使電影公司老闆向右轉、大肆鼓吹「軟性電影」，左翼電影陷入低潮。形勢的壓力促進了左翼電影工作者的成長和成熟，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拍攝了《神女》《桃李劫》等優秀影片，使這段時期成為30年代電影藝術探索最活躍，成果最輝煌的一個階段。1935年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人民抗日的要求重新高漲，推動著左翼電影運動也重新高漲起來，出現了《馬路天使》《十字街頭》等從不同側面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電影，受到了廣大觀眾的歡迎。
30年代的中國電影還在藝術的創新上作了很大努力。30年代是默片藝術的成熟期，世界電影藝術飛躍發展，各個國家都為有聲電影努力著，中國電影人也不例外。1931年，《歌女紅牡丹》誕生，是中國第一部整部電影用蠟盤唱片配音的電影。
在思想和藝術不斷創新的基礎之上，不少藝術家以自己獨特的眼光與手法去觀察和展現生活，因此3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現實主義與左翼電影劇作中的兩種風格。第一，讓時代生活真實地呈現在銀幕上，夏衍是這一方面的傑出代表，他的《狂流》是中國最早的現實主義影片之一，它標志著「中國電影新時期」的開始。這類影片在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的指導下，注意反映時代氣息，還特別注重追求藝術的真實性，不僅追求真實的把握生活中現實存在的階級矛盾和斗爭的現實，更重要的是追求在電影敘事和造型各個方面都以細膩樸素的手段再現出真實的效果來。第二，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的融合，它的傑出代表是田漢，最能代表他創作特點的影片是《三個摩登女性》，在這類影片中，革命現實主義更多的表現為一種精神，在藝術觀上，他們有直面人生的勇氣，敢於揭示社會黑暗，強調要反映時代前進的方向，所以這些作品中更多的洋溢著一種充沛的浪漫主義精神和情調。
最後，30年代的電影是中國初期電影藝術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主流影戲電影的藝術傳統並沒有完全割斷，它的不少經驗都在不少創造者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創作者從另一個角度探索電影與民族文化結合的新途徑，他們有意無意地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寧靜，幽遠，恬淡的審美意境滲入到影片創作中來。這比早期影戲只注重借鑒戲曲和說唱藝術的通俗文化傳統就深入了一步，開始涉及到靠從敘事和造型的不同方面結合的綜合效果嘗試電影的民族化意蘊的表現。代表作是吳永剛的《神女》，它是無聲片的巔峰之作，銀幕的視覺形象不僅作為一種形象化的敘事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較強的電影美感。《神女》無論是從題材，人物的心理狀態和形式的表現方面，都滲透出濃郁的民族情趣，形成一種委婉，含蓄的藝術風格。
30年代的電影是中國電影歷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從1932年左翼電影運動興起，到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五六年中，中國電影出現了一段空前繁榮的局面，在這短短的幾年裡，中國電影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時中國電影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傳世之作，也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人。這些電影創作者們在廣泛學習的基礎上，勇於創新，進行了豐富多彩的藝術探索，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嘗試，個人風格得以迅速發展。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電影之所以繁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在於創作者們能夠把火熱的創作激情與嚴肅的創作態度結合在一起，廣泛學習，勇於探索、這些經驗對中國電影的未來都是寶貴的歷史遺產，我們也應努力學習與借鑒。
㈤ 什麼是電影
電影，是由活動照相術和幻燈放映術結合發展起來的一種連續的影像畫面，是一門視覺和聽覺的現代藝術，也是一門可以容納戲劇、攝影、繪畫、音樂、舞蹈、文字、雕塑、建築等多種藝術的現代科技與藝術的綜合體。
但它又具有獨自的特徵，電影在藝術表現力上不但具有其它各種藝術的特徵，又因可以運用蒙太奇（法語：Montage）這種藝術性突躍的電影組接技巧，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藝術的表現手段，而且影片可以大量復制放映，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電影已深入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電影是19世紀美國國家生活水平上升大眾產生新需求的娛樂產物。
電影根據視覺暫留原理，運用照相（以及錄音）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以及聲音）攝錄在膠片上，通過放映（同時還原聲音），用電的方式將活動影像投射到銀幕上（以及同步聲音）以表現一定內容的現代技術。
電影是一種視覺及聽覺藝術，利用膠卷、錄像帶或數位媒體將影像和聲音捕捉，再加上後期的編輯工作而成。
電影是一種綜合的現代藝術，亦正如藝術本身，有著復雜而繁多的科系。電影有很多類型，也有多種分類方法。
(5)中國電影發展的低潮擴展閱讀
中國電影發展史：
由1896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雖然外商在中國電影市場占據了壟斷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國電影活動的開始。1903年，德國留學生林祝三攜帶影片和放映機回國，租借北京前門打磨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的任慶泰為了向著名京劇老生譚鑫培祝壽，拍攝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劇《定軍山》。
中國電影一開始，就和中國傳統的戲曲和說唱藝術結合起來，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電影類型。但是最早嘗試拍攝這種電影類型的豐泰照相館只屬小本經營，算不上是電影機構。直至商務印書局「活動電影部」的出現，才真正代表中國製片業的開始。
在這段期間，除了「商務」之外，先後出現的電影製片機構還包括由美商投資「亞細亞影戲公司」、「幻仙」、「中國」、「上海」、「新亞」等，由於他們的成員多是來自戲劇舞台，所以當時的電影題材和內容大多源於中國戲曲和文明戲。此外，他們也開始拍攝劇情短片和長片，對電影這種藝術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嘗試。
中國電影誕生於1905年，歷經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革命戰爭時期，新中國建設時期，文革時期，改革開放時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時期等各個歷史階段；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再到立體聲，從黑白到彩色再到立體像（3D），從模擬到數字，從傳統到現代的技術變革進程。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電影都留下了優秀的代表作：20年代拓荒時期，有《孤兒救祖記》等關注社會改造的進步電影；抗日救亡時期，有《狂流》、《中華兒女》等鼓舞鬥志、弘揚愛國主義的影片；抗戰後，《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又深刻揭示社會矛盾和本質，形成現實主義的創作潮流。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間，涌現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鋪子》等一大批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優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銀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國電影發展的第一次高潮；經歷十年文革浩劫，中國電影走出低潮，拍攝出《小花》、《人到中年》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實踐、針砭社會時弊的優秀影片。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國大典》、《大決戰》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和《焦裕祿》、《鳳凰琴》等現實題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照實說，中國電影先後實施了影視合流改革、電影精品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電影股份制、集團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藝術質量和形式都有嶄新的突破和提高。除《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喜蓮》、《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外，還出現了《不見不散》等賀歲片、喜劇片的新樣式，涌現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進入新世紀，中國電影形成了國有、集體、民營多種所有制協調發展的新格局，電影發展走上了良性循環的軌道。《鄧小平》、《可可西里》、《台灣往事》等力作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英雄》、《神話》、《震撼》等國產大片共同占據了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並在世界影壇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票房奇跡。中國有30多部影片在40多個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2012年共生產各類電影893部，全國電影總票房超170億，而團購票為國內電影票房貢獻了近27億元，為廣大影迷們節省了50.12億元生活開支。
對於影院團購市場的火爆，業內人士分析認為，電影票和餐飲婚紗相比，它的標准化程度更高，電影院也比一般餐館的接待能力更強。其次，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電影票的票價仍然偏高，電影的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團購的出現正好釋放了這部分的需求，贏得了廣泛影眾喜愛。
2014年中國電影市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在進口大片特別是好萊塢強大的壓力面前，國產電影壓產量、提質量，不斷提高創作水平，不斷豐富類型品種，受到了市場觀眾歡迎，以超過54%的份額贏得了市場主體地位，涌現出《智取威虎山》《歸來》《親愛的》等一批優秀影片。同時，一批青年電影導演的作品也引起社會廣泛矚目。中國的電影市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2013-2017年中國電影產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生產故事影片745部（含電影頻道出品的數字電影92部），生產各類電影總量達893部；全國電影總票房達到170.73億元，中國電影市場進入快速發展期。
2013年2月，我國影院的放映場次達200多萬場，環比1月份基本持平；觀影人次達5700多萬，增長近1000萬人次，增幅達19%；共產出票房21億多元，大增近5億元，增幅高達近30%。
㈥ 從香港看中國影市變遷：新一輪影院兼並大潮會提早到來嗎
近年來突飛猛進的中國影市，自第二季度以來遭遇了「寒潮」洗禮：僅過去4個月間就三度同比下滑，進入暑期檔也未能釋放足夠能量，至今尚無單片跨過10億線。另一邊廂，由於基建增速跟隨大盤漲勢常居高位，上半年已初現「影院增，票房減」的局面，令人憂心後市的發展態勢。
有鑒於此，曾長期淡出輿論視野的香港再度成為關注點：作為上世紀傲立亞洲潮頭的「東方好萊塢」，港島影市在「金融風暴」後經歷長時間的低潮，卻在10年前開始走出「慢牛」行情，更在2016上半年一舉突破10億港元，創下歷史新高。
下面不妨從內地和香港的變遷入手，探尋影市未來的發展路徑。
首先以一線城市為切片，了解市場發展的概貌
自08年起，北上廣深便占據了全國城市票房產出的前四名，這一格局穩定持續至今。一線城市佔比也成為衡量城鄉動態對比的重要指標。而在2016上半年，上海以不到五千萬的優勢擠下北京，重新登上城市榜頭名，這是過去5年來的第一次。
同時，受累於一度走弱至0.8以下的港元匯率，香港在票房產出上被四大一線城市相繼反超，落到大中華區第5名；雖然上半年各城市增長率猶有彌合（北京10.26%、上海16.95%、廣州12.48%、深圳17.40%、香港12.07%），但考慮到香港在人均觀影次數已基本到頂，這一差距將呈放大態勢。
而從硬體設施看，盡管上海的影院建設近年加足馬力，持續維持在全國第一的位置；但在單銀幕產出和場均人次等指標上效率偏低，未能將銀幕數的優勢全部釋放。
另外，深圳在一年時間內增加了33家新影院，總數已經超過北京的169家和重慶的168家，升至全國次席。但影院端23.9%的漲幅高於票房逾5個百分點，對於土地面積位居一線城市末位的深圳而言，飽和競爭的端倪已經顯現。相比之下，30分鍾車程外的廣州在終端擴張上更為穩健，一直穩守全國票房第三的位置。
與此相對，早已走過發展黃金期的香港市場，多年來電影院數量一直停滯不前，在年初嘉禾港威電影城和九龍塘AMC電影院相繼歇業後，總數已降至46家的最低位。受制於高昂地租和市場飽和，本地影院投資商多將資金投注於內地，加上院線整合已基本完成（下文詳解），總體看來波瀾不驚。
不過香港在單館產出上優勢明顯，平均達到其餘四市的2到4倍，顯示出在高度成熟的市場環境中，觀影人群和習慣已經固定化，成為支撐「慢牛」的基本盤。
下面化用市場研究中的「行業集中度」概念來進一步分析一線城市的影院現狀。將一座城市內票房排名前10的影院產出佔比定義為CR10，通過整理過去三年的數據，可以看到影院集中度明顯呈下降趨勢。
在2014上半年，北上廣深的影院CR10都在25%以上，其中廣州和深圳分別達到42.1%和38.0%，即排名前10的影院占城市總票房的比例接近四成。這樣的集中度在全國范圍內也處於前列。
隨著影院建設的速率加快，四大一線的影院CR10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2015上半年北京、廣州、深圳均有6%~8%的下滑，而上海的跌幅也在4%左右。同時這一數值與各大城市原有的影院基數也呈現負相關，譬如上海原有的影院總數最高，因而新建影院稀釋掉老牌影院的份額就相對較低。
到了今年6月底，除了廣州的影院CR10維持在28.5%之外，其餘三城的市場集中度均掉落到25%以下，上海更是擊穿20%關口。由此看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一線城市的影院CR10將繼續呈下降態勢，直到某個零界點令新建影院稀釋的份額不足以抵消老牌影院新增的份額，這一比例便會企穩甚至回升。
反觀香港
現時的電影院資源已被集中到少數的大型集團手中。目前以約四成的市場份額居香港首位的百老匯院線，旗下握有百老匯、Palace和AMC三個子品牌，背後的管理方便是安樂影片有限公司。安樂不僅涉足電影投資和發行等業務，在內地市場也運營數十家百老匯/百麗宮影城，擁有健全的全產業鏈布局。
而隸屬於立基集團的UA院線也不遑多讓，目前旗下有10家影院和50餘塊銀幕，包括全港僅有的4塊IMAX銀幕，整體市場佔有率約1/4。值得一提的是，成立於1963年的母公司立基集團業務涵蓋房地產、乳製品、食品飲料等領域，同屬文化板塊的影院運營和電影發行僅是旗下豐德麗控股龐大業務中的一塊。
其他大型院線包括港交所上市公司橙天嘉禾旗下的嘉禾院線，從07年開始其市場份額便穩定在10%到14%之間，並在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和新加坡運營總計近100家影院；隸屬於寰亞洲立公司的MCL院線，前者在2013年被麗新集團整體收購，並注入豐德麗控股的資產中；新寶院線則運營著旺角、屯門和銅鑼灣的4家影院，體量相對較小；另外華懋集團、天馬影視、合和實業旗下亦有影院業態，作為各自龐雜支線的有機組成部分。
再以僅有一河之隔的深港為對標，影市發展態勢更為清晰。
回看2007年，處於爆發前夜的深圳市場容量為1.52億人民幣，同年香港票房收入錄得10.75億港幣，以當時0.93534的匯率換算摺合逾10億人民幣，超過深圳產出的6倍，可見港島其時市場地位之強盛。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這不過是香港上一個繁榮周期的注腳：在港片邁入「黃金十年」的1980年代末期，全港票房即已突破10億港元大關，本土製作和渠道擴張齊頭並進，並在1992年觸及15.5億的歷史高位。
而在經歷「金融風暴」和非典疫情的接連打擊後，經濟頹勢順而蔓延至包括影市在內的多個領域，香港票房轉入「俯卧撐」模式，自1999年起的8年間僅有2001年高於10億線，直到07年後才重新穩定在10億港元以上。
㈦ 中國電影的起源與發展
中國電影事業發端於20世紀初。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創辦人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由譚鑫培主演的《定軍山》片斷，這是中國人自己攝制的第一部影片。
1925～1927年間，上海先後成立140家中小型電影公司；廣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攝影片。
1930年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後於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上海原各私營電影製片廠聯合組建為公私合營的上海聯合電影製片廠，於1953年並入上海電影製片廠。
代表人物：鄭正秋、張石川、但杜宇、任彭年、沈浮、史東山、邵醉翁、何非光、楊小仲等。
(7)中國電影發展的低潮擴展閱讀：
中國電影現狀，產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方面，中式大片在產量和社會效果兩方面都越來越好，重新贏得國內觀眾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場的拓展也出現持續上升趨勢，對於推廣我國文化價值體系及其軟實力起到積極作用。
中式大片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受到外國觀眾的歡迎，國際市場有了新的開拓，商業價值也趨於提高。
㈧ 中國電影發展的歷程
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攝制的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上映，該片採用的是蠟盤配音的技術。
中國攝制的第一部影片——1905年秋由北京豐泰照相館與京劇名角譚鑫培合作拍攝的京劇片斷《定軍山》，為戲曲記錄片。它標志著中國電影的正式誕生。
七十年代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歲月，它隨著電視的普及化，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至香港人心態的轉變而受到種種沖擊。
此時，李小龍配合著鄒文懷的「嘉禾電影公司」的崛起叱吒一時。從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後兩年間拍攝的《精武門》及《猛龍過江》令李小龍進運國際影壇，創造出香港電影事業的神話。1973年李小龍驟然暴瘁，功夫片熱潮未能延續。但隨著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觀眾對遠離現實的功夫片漸漸失去興趣，反而對反映當時社會狀況，諷刺現實的電影加以青睞，
由於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家的主導閱讀方式是電視模式，很多電影題材或靈感都是來自電視內容，如《阿福正傳》(1974)、《大鄉里》(1974)、《新啼笑姻緣》(1975)、《鬼馬雙星》(1974)、《半斤八兩》(1976)、《賣身契》(1978)等等。
1978年袁和平執導《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劇的地位，使其成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電影類型。
1979年是香港電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開始。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投電影圈，他們包括徐克、許鞍華、章國明、譚家明、嚴浩、余允抗等等，他們本著對電影的熱誠，及年青人特有的創意和社會觸覺，拍出不少充滿個人色彩的電影作品，為香港電影打開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