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王孝忠的人物生活
「改頭換面」的《地道戰》
1965年，王孝忠和張勇手、劉江等人參演的《地道戰》一片，原本是一部「軍事教學片」，但考慮到影片內容的主題化、情節的觀賞性，大家集思廣益，配合以擅拍軍事科教片的導演任旭東一起，依據本廠拍攝《地雷戰》的成功經驗，共同將一種單調、枯燥、無形情節發展的非故事片片種，拍成一部在中國影壇上至今還廣有影響、且深受廣大觀眾由衷喜愛和歡迎的故事片類。這是八一廠繼1962年的《地雷戰》之後，是「軍事教學片」和「戰斗故事片」的一種很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當時，廠領導並不同意更改原片類型，因為拍片經費數額有限，仍以「軍事教學片」撥款，導演堅持初衷，在攝制組成立後，除了王孝忠、張勇手、劉江、謝萬和四個人是八一廠演員之外，其餘全部借用工程兵部隊文工團的演員，包括主要演員朱龍廣、劉秀傑等，工程兵部隊不但出人出力，還投進了相當一部分資金，以確保影片的順利完成。影片成功拍攝以後，審片的領導頓時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投放市場後，也立刻在廣大觀眾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好評，並在民間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當年的拷貝增訂數在全國同類故事片中高居第一。雖然，影片片頭仍然是以「軍事教學片」出現字幕，但影片中完整而連貫的故事情節，所弘揚的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中國人民的氣節，都給人以極大地振奮和鼓舞。
在影片中最後的結尾處，當回響起高亢激昂的「地道戰，地道戰，埋藏著英雄千千萬……」的主題曲時，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隊長在我抗日軍民的追趕下猖狂逃竄，按照導演的設想要求王孝忠在自己所騎的戰馬飛跑的時候，在通往前方挖的一個很深很深的坑道里時，待戰馬跳躍的時候，同時從馬背上縱身跳下，完成這一組鏡頭。為了防止演員意外受傷，劇務組已經事先在大坑旁邊埋上一根樹樁，在馬跳躍的時候，好讓王孝忠緊緊地抓住這個樹樁，防止戰馬跳躍一刻會把演員甩進坑道里。當這一組鏡頭進行實景拍攝時，王孝忠在攝影機跟蹤自己同步搶拍之時，按照規定跳躍戰馬，由於心裡高度緊張，不小心雙腳一下子提前脫掉了馬蹬，險些從馬背上摔下來，說此時，那時快，王孝忠在脫離戰馬的一剎那間，趕緊用雙手死死地抱住了旁邊的樹樁，飛馳的戰馬縱身越過深坑，一躍而過。這個鏡頭一次成功了，可當時為了這個情節，醫院里的醫生、護士都在一旁緊急待命，唯恐萬一出現意外，好趕緊現場及時搶救。王孝忠一次拍完這個高難度的鏡頭，使這出有驚無險的戲，讓現場的救護和劇組人員深深的鬆了一口氣。接下來便是朱龍廣扮演的男主人公高傳寶追上敵人，在一個破窯洞里一把抓住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面對鏡頭，伸出雙手，來一個氣宇軒昂的造型亮相。雖說這部影片明顯充斥著一些臉譜化的描寫，但卻給當時的觀眾，是一種非常鼓舞人心的感覺。
只可惜，這樣一個高難度的動作拍出來之後，卻是徒勞無功，王孝忠吃驚的發現，在影片公映的完成本里，並沒有這樣一個情節和鏡頭的出現。事後，他趕緊追問導演，原來是因為影片已經超過了固定故事片的時間，而被迫刪減掉了。王孝忠聽後，為此抱憾不已，但是身為一名服從命令的軍人演員，他也毫無辦法。令他惟一略感欣慰的是，這部《地道戰》，連同《地雷戰》，再加上新拍的《南征北戰》一起，組合成「老三戰」，在「文革」之後多年荒蕪的中國電影銀幕上，以其特殊的涵義仍能夠反復、不斷地上映，故此，大家在連續、多次的觀看中，已經在各自的心裡，把電影中的每一個演員、每一段情節，都根深蒂固地牢牢記住。許多觀眾在觀看這部影片後，都能會記住了王孝忠扮演的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還有劉江扮演的那個「高，實在是高」的愚蠢的湯司令，那些 「高、大、全」的正面人物，由於缺乏鮮明而突出的性格特徵，反而在觀眾心中卻相對模糊了。
八一電影製片廠由此成功舉措之後，在新時期電影復甦後，又陸續推出了《飛虎》、《長排山之戰》等一系列不同軍事題材的同類標有「軍事教學片」的片種。
「對號入座」與「黑幫」奇遇
像王孝忠這種以專演反派、擅演壞蛋且小有名氣的「配角」，在「文革」後期，當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大風暴的無情沖擊。當時同他一樣正直的八一廠同事張良、邢吉田、張懷志、王毅等人，被在中央軍委把持大權的林彪集團視為「軍隊異己」，暗降二級，以「勞動改造」的身份，按士兵復員回鄉處理。
1969年，正值「文革」動亂達到全國大亂之時，王孝忠回到闊別已久的東北老家，被重新分配到哈爾濱鐵路機務段車輛廠，當上了一名普通的機修工人，這並非是一時半會的體驗生活，而是實實在的變相勞動改造，況且這種工人的身份和生活一干就是多年。其中，王孝忠還經歷了一段別人從未經歷過的「奇特遭遇」。
當時，有一天傍晚，王孝忠在一家小飯館用餐時，一夥流氓小團伙主動上前搭腔，他們不但早已認出了銀幕上的「日本鬼子」王孝忠，而且還打聽到他的行跡，而暗地跟蹤了他好幾天。其中一個裝扮時髦的女青年，更是把啤酒杯遞到王效忠的面前，主動要同他交朋友，流氓團伙的最終目的，就是想要王孝忠加入他們的犯罪團伙，以他的名氣和聲望，而成為支持他們的「黑幫老大」。對此早已超出「追星」之外荒唐又無知的特殊要求，王孝忠當時的確感到事態嚴重，非同小可，尤其自己還是在脫下軍裝被「勞動改造」的監控之中。他一方面對之曉以道理，一方面暗地裡尋找脫身時機。後來，幾經回合，他好不容易才擺脫了糾纏，並從此改變了每天上班既不能遲到、又要錯開下班的時間，以迴避流氓小團伙的再次跟蹤。為了此事，王孝忠頗費心思地花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保得平安。
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確實讓人感到王孝忠「日本鬼子」和反派角色的魅力獨具，同時也無形中反映出當時的中國電影，在民間一種單一、普及化和大眾化的心理效應。
「暮止晨歸」的又一台階邁進
林彪自我毀滅後的1973年，王孝忠等人重獲新生，又即將可以重新回到離開多年的八一電影製片廠。但是，在王孝忠人生最失意的歲月里，是地處廣州的珠江電影製片廠，伸出了熱情的雙手，接納了王孝忠、邢吉田、張良、張懷志、王毅等人，大家感到受人滴水之恩，應當湧泉相報。經過幾人慎重合計之後，還是決定繼續留在了珠江電影製片廠，而且是一留，就終身留到了現在。
王孝忠一行五人直到1985年，才正式從八一廠辦理了轉業手續，從而成為早在1969年就離開八一廠，直到1985年才正式算是脫下軍裝的一批「特殊軍人」。
王孝忠在南疆春早的廣州，在維系自己後半生的珠影，不但繼續延伸著本人努力超脫臉譜化的個性表演特色，而且還力爭將自己的戲路，朝著喜劇方面發展，如在珠江電影製片廠《皆大歡喜》中主演的王廠長，就是一個實踐良機，也是他一輩子擅演反派的大翻身。對於戲路，對於表演，作為任何一名演員，當然是希望更好地塑造出不同類別的銀屏角色，王孝忠也不例外。但他對藝術嚴謹的主導思想和創作思路，無形中要求他要非常認真、精益求精的對待每一個角色，而從不過多過濫的「濫竽充數」。
王孝忠一輩子演戲做人，悟出了許許多多的真知灼見，而對於自己一生中的銀幕創造，則自愧遺憾，深感不足。他對於上影廠的著名演員李緯推崇直至，認為他亦反亦正，在舉手投足間都有戲份，認為自己發揮角色較為滿意的是《回民支隊》中的反派人物白守仁，有一種人物性格轉變的復雜性；而最大的敗筆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古裝片《海瑞罵皇帝》中，扮演的大奸臣王金，因是第一次扮演古代人物，缺乏必要的案頭准備，再加上由於是香港導演從商業角度出發，注重講究時效和過多考慮市場的「短、平、快」操作，而糟踏了一部很好的題材，甚為可惜。
一席話道出了演員對自己公正、客觀、實事求是的直白評價，也同時流露出對當今影視界，個別不顧藝術質量，粗製濫造、追求金錢利益價值的不良現象的一種蔑視和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