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韓國一部電影出產的過程
或許不太確切：
首先，製片人的融資渠道多種多樣。他們通過向發行公司銷售地方發行權，或者銷售錄像帶版權來獲得投資，90年代以後則主動向大企業或風險資金拉投資，向政府的電影振興公司做抵押版權融資。近兩三年甚至出現通過互聯網募集社會資金的情況，如後來在票房上大獲成功的《犯規王》，在互聯網上公開募集 1億元韓幣，每位影迷都可以從自己的賬號上投資5萬元韓幣，極大地活躍了製片機制，推動了參與意識和消費互動。
其次，製片人以經濟利益為導向，注重商業類型片的生產(包括策劃、製作、控制)和宣傳營銷，並將主體受眾瞄向年輕觀眾。他們極為重視影片的前期策劃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導市場。80年代的重要導演裴昌浩和李長鎬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藝術電影在商業上完全失利，使獨立製片人認為必須把握觀眾迅速變化著的消費趣味。各獨立製片公司負責策劃和營銷的部門日益專業化。1995年的《301，302》、《炎熱的午後》、《低聲》等幾部女性影片把高學歷的年輕女性作為目標觀眾，獲得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間，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預算影片終歸失敗，因為觀眾並不理會什麼「低成本」和「新導演」之類的說法。於是製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場趨勢、把握觀眾趣味和嚴密監控製作過程中去。1998年開始興起的傷感類型的愛情文藝片熱和恐怖片熱，正迎合了經濟低潮期的觀眾，大獲成功。如《信》、《女校怪談》。
為確保商業利益，製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場上已經成功的影片，而這種「效仿」、「跟風」，實際上即是類型的重復、成規化和深入、革新的過程。「跟風」使得韓國國產電影的市場佔有率提高，類型模式生成，同時，電影受眾的年齡層相對向低齡化發展，因為他們相對容易趨附和引導。除了像《西篇記》、《生死諜變》和《共同警備區》依靠媒體的成功宣傳，在全國獲得巨大反響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觀眾也能來到劇場觀看的電影幾乎沒有。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利弊兼有。
韓國製片人制度的第三個標志是，大片的出現和製作費的普遍提高。經濟利益決定了大財團和風險投資、獨立製片公司喜歡票房價值高的電影，如同好萊塢的「重磅炸彈」策略，製片公司和發行公司為了吸引更多觀眾的眼球，影片投資不得不與日俱增。為了保證票房，或者說為了擁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業片中普遍起用明星，無疑也增加了製片費用。
韓國電影發行網的擴大使韓國電影也可以成為「大片」——大投資的電影在數十個、上百個影院同時上映，在短時期內迅速獲取高額票房收入。而原來大片的概念是只屬於好萊塢電影和少數香港動作片的。
然而韓國電影業的資金與人才畢竟有限，一家公司要製作10部影片，其中兩三部能引起關注是正常狀態，但在韓國電影製作系統內部，事實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傾力於其中一兩部影片的成敗，剩餘的作品則乾脆被視為沒有價值的產物。一兩部高票房的電影可以成就一個公司(製片人)和一個導演，而一兩部影片受挫則拖垮一個公司和埋沒一個導演，也是屢見不鮮的事。許多80年代重要的電影導演現在沒有機會拍片，不能不說是韓國電影業的一個損失，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大片和高票房策略還助長了觀眾和媒體對韓國本土電影的盲目熱愛，韓國電影振興現象的「過熱」病值得警惕。
此外，製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員明星制或者稱明星效應，在韓國電影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好萊塢、香港相比，韓國明星的類型化情況不明顯，這是一個重要的產業特徵。朴中勛是韓國最為傑出的喜劇演員代表，創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為成功的商業片 (《我的愛，我的新娘》、《兩個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無情》這樣的動作片。韓石奎出演了90年代中期以後最成功的影片《封大夫》《銀杏木床》《綠魚》《No.3》《上網》《八月聖誕節》《生死諜變》《愛的肢解》等，但角色類型幾乎無一相似，從沉靜面對死亡的攝像師(《八月聖誕節》)到一心想當幫派老二的黑幫成員(《No.3》)，從為愛情所傷的都市白領(《上網》)到行動果斷的情報機關探員(《生死諜變》)，但只要由他出演，就幾乎保證了影片的票房收益。女演員中也有很多同樣的情況，如沈銀河、李英愛。
在韓國娛樂產業積極拓展國外市場的過程中，影視明星是其主打產品。從中國國內即可看出，韓劇(韓國電視連續劇)的熱播和韓國流行音樂使韓國影視歌明星登陸中國娛樂雜志和互聯網(筆者為撰寫本文而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國內惟一不缺的資料就是明星資料)，造成中國國內青少年文化中的「韓流」現象，他們將為韓國從中國賺取越來越多的外匯。而這些與其他娛樂產業(如影視歌產品相關版權、演唱會)，甚至服裝業、旅遊業等商業拓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貳』 韓國電影頻創佳績，為何韓國電影近幾年來發展突飛猛進
無論是從政策環境還是人才培養或是資金支持等各方面，韓國電影都有著利於其發展的條件，所以韓國電影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近幾年來，韓國電影屢次取得驕人成績，而前一段時間《寄生蟲》獲得奧斯卡獎更是讓人們開始意識到，這樣一個國家的電影已經到了一個相當之高的水平。雖然韓國電影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不得不說，最近幾年韓國所出產的電影平均質量都還不錯。
除此之外，韓國電影行業還有著充足的資金支持，在龐大資金鏈面前，導演們能夠讓自己的創意腦洞得到更真實的實現，從而提高一部電影的質感。而且韓國完善的造星系統也給電影產業帶來源源不斷的演技富有者，這些演員給電影帶來靈魂，在演員們演技的加成之下，這部電影自然能夠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叄』 韓國影視業現狀
當韓國導演姜帝圭1999年耗資350萬美元自編自導《生死諜變》的時候，業內人士普遍為他捏了一把汗。這個時期，亞洲金融危機後遺症仍然留存，以往支撐韓國電影的韓國工業巨頭們，出於企業集中產業優勢發展的需要，紛紛剝離了下屬的電影公司。而韓國電影的市場與票房，也被一系列好萊塢大片所霸佔。然而，姜帝圭的這部影片，最後的票房、錄像帶和出口三項收入竟超過了3500萬美元，突破了當時韓國有史以來最高的票房紀錄，打破了由《泰坦尼克》保持的票房霸主地位，被韓國人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大片。
《生死諜變》的成功，將韓國人民對本土大片的信心提到高點。2004年，姜帝圭執導的另一部影片《太極旗飄揚》又一次打破紀錄，獲得了5600萬美元的票房收入。
從《生死諜變》到《太極旗飄揚》的這幾年間，韓國電影取得了驚人的成長，「韓流」在世界各地迅速風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倪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韓國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電影產業大國。
倪震教授說，韓國政府給予電影產業發展在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的推動和支持。從早期鼓勵國內非電影產業的大企業、大集團，如現代、三星等投產電影業，到後來對中小企業投資和獨立製片人的鼓勵，使韓國電影人在獲取資金方面渠道眾多。金大中總統在任時，廢除了《電影審查法》，從政策上給韓國電影百花齊放以沃土。
韓國電影走的是一條典型的商業路線。通過投資方、觀眾、製片方、發行方及院線的反復運作溝通，出產了一批票房價值高的電影。
「韓國電影一般描寫的是『典型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物件』，沒有多餘的雜質，構思新穎、取材巧妙，同時給人留下很多的想像空間。」從事媒體工作的張婉怡是韓國電影的忠實擁護者。
倪震教授表示，目前韓國電影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導演群體人數眾多，更換很快，給電影產業不斷注入新的生機。隨之出現的體制現象則是「獨立製片人制度」，中小型電影製作公司如雨後春筍般遍地而起。而中小型公司繁榮的背後，一個重要的支撐因素就是融資渠道的多樣化。
倪教授介紹說，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電影投資找到了很多新的辦法。特別是民間吸納資金能力得到了極大增強，中小企業和風險資金投資踴躍。有統計表明，目前韓國每年出產的60部左右的電影，分別由當地30家左右的電影製作公司投產製作。這些製片人早期大多通過銷售發行權和版權獲取投資。之後則主動向一些風險資金和大企業拉投資，或向銀行貸款、抵押版權融資。最近兩三年，甚至出現了通過互聯網募集社會資金的情況。比如大獲成功的電影《我的老婆是大佬》就是通過互聯網融資，籌得了280萬美元的拍攝資金。這樣大膽而活躍的融資方式大大活躍了製片機制，同時推動了國民的電影參與意識。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也適時開辟了多個投資基金管理機構，比如韓國電影委員會（KOFIC）等，為林林總總投資電影的大小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系統專業的指導、管理和服務。這些基金為韓國電影業發展打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據了解，目前各種渠道的電影投資基金總額超過了1．5億美元，充沛的資金讓韓國電影有能力引進好萊塢的先進製作技術，同時也大大促進了韓國國內的影院建設。
現在，韓國電影融資又出現了新的趨勢，也就是時下最流行的IPO——到證券市場上上市融資。姜帝圭的電影製作公司不久前剛剛在漢城的高斯達克市場上市，為他的下一部影片融資。
與之相比，在融資方面，我國電影行業起步稍晚，1995年以前只有16家國有電影製片廠擁有影片出品權。盡管近年來政策逐步開放，但由於電影市場尚不規范，投資回報率較低，因此製片人在融資拍片方面相對困難較大。社會資金、民間資本的進入明顯不足，融資方式相對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