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周建華的主要事跡
「這本子是我的戰場，我在這里呻吟，我在這里飛狂，我在這里助弱，我在這里抑強，熱血的人們，同仇敵慨，來此戰場殺豺狼。」這是抗聯一軍三師政委鄧曉村在中學讀書時寫下的豪邁詩句。他以光輝的英雄業績、用短暫的戰斗的一生實踐了這一誓言，把24歲的火紅年華獻給了壯麗的人類解放事業。
少年立志
鄧曉村原名鄧榮貴，化名周建華，筆名碧天。1913年農歷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吉林省雙陽縣佟家鄉太陽嶺村一個經濟破落的封建家庭。鄧曉村自幼天資聰慧，四、五歲時就能背誦父親教給的一些古詩。1920年剛滿7歲開始上學，多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就在鄧曉村高高興興的在小學讀書的時候，一場災難降臨到這個家庭。擔任縣農務會長的父親鄧秀山因天災糧食欠收，無奈減免了農民應交的谷稅，而激怒了縣知事，被抓進監獄，為了贖父親出獄，家中賣掉了30垧農田，又將其年僅16歲的三姐聘出。年幼的三姐在婆家不堪虐待，郁悶而死。父親蹲監，三姐慘死，家境的破落給童年的鄧曉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靈里，萌發出一種同情農民的感情。
1926年鄧曉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雙陽中學。他刻苦讀書，手不釋卷，深受師生喜愛。1930年春，當時被警方通緝的我地下黨員肖丹峰正在這所中學任教務主任，兼國文、歷史教師。鄧曉村感到肖丹峰老師知識淵博，深謀遠慮，思想開闊，非常願意和他接觸。他經常向肖丹峰提出：「國共為何打內戰?中國的前途究竟怎麼樣?」肖丹峰都做了深入淺出的耐心解答。從此以後，肖丹峰介紹給鄧曉村一些進步書籍看。如魯迅的各種著作，外國作家高爾基、托爾斯泰等人的文學作品和唯物論常識等。通過肖丹峰的啟蒙教育和閱讀進步書籍，鄧曉村懂得了不少人生哲理。他揮筆寫出了一篇題為「我們為什麼要活著」的文章，文中寫到：「我總括地答一句，人為什麼要活著，就是要拿出滿腔熱血來澆灌人類含苞待放的花，待花開之日，小我身殼雖死，而精神可寄託在大我之中而永遠活著。」他目睹三十年代東北農村蕭條敗落的景象，深為農民父老鄉親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焦慮。鄧曉村在一篇題為「農民生活之一瞥」的日記中寫到「農民該有幾個死呢?農民生活為什麼苦到萬分呢?官逼兵欺，怎麼這么痛苦呢!他們何時出了這個苦海呀!」這些作品充分表達了鄧曉村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種懷有摧毀舊世界，拯救人民出苦海的革命志向。
投身革命
1930年暑期，鄧曉村於雙陽中學畢業，考入吉林省立第一高中——吉林一中。由於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為尋求革命真理的鄧曉村來到這樣一個地方，象一顆種子遇到了合適的土壤一樣，得到了更好的萌發和生長。
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民不聊生，鄧曉村的內心無比悲憤。此時，他寫了大量的日記和散文，抒發感慨。在題為《在征途上》的一首詩中寫道：「滿天的烏雲，籠罩著大地，滿地荊棘，觸殺著我的心……孤單的我，坐在三等火車上，四下瞭望，心緒彷徨。」一次他和同學談起心事時，深有感觸地說：「日寇侵佔了東北，人民不得生存，尤其我家蕭條，讀書尚不能支持，還不知有多少人與我同病相憐呢!」鄧曉村的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日情緒，引起當時黨的地下組織的關注。吉林女子師范學校教師、地下黨員李世超同志通過開展一些進步活動，主動地接觸了鄧曉村，並向曉村宣傳黨的性質和任務。鄧曉村在與李世超談話中表示：「為了拯救祖國就必須有不怕自己犧牲的精神，以赴國難。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摧毀舊社會，和這些惡魔拼個死活!為拯救中華民族，我寧可拋頭顱決不忍辱偷生。」黨的培養和教育使鄧曉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和光明所在，他由消沉變堅強，由沉悶而變激動，並寫下了《我們的救星到了》的鏗鏘詩句：「狂風怪叫，萬物競鳴，無邊的爆土，充滿了宇宙，從西方送來的雲，怒發沖冠，一往直前惡恨恨的趕來，將要毀滅了兇殘的一切，一切的兇殘……啊，社會的兇殘毀滅了，世界的惡濁洗凈了，是我們的救星到了。」
1932年5月，鄧曉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在日記中萬分激動地寫到：「我為了實現我的願望，到處尋找出路，終於被我找到了共產黨，從此，再不是無舵的船，浮游於大海中了，而是有黨的領導，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樂園。」
鄧曉村入黨以後，革命熱情更加高漲。1932年下學期，根據黨的指示，鄧曉村積極參加並領導了吉林一中的反對讀「四書」、「五經」運動，並和同學一起趕走親日派訓育主任榮緒。榮緒是一個日寇漢奸，他嚴禁學生讀進步書籍。一次在檢查學生宿舍時，他發現鄧曉村的詩稿，有對時局不滿之情緒，便讓鄧曉村在朝會上作檢查。鄧曉村列舉大量事實，痛斥了榮緒，這使榮緒大為惱火。這年暑假，由於松花江發大水，上萬人遭受水災，為救濟災民，吉林省教育廳發起募捐。為了開展募捐運動，鄧曉村組織吉林一中同學演出了獨幕話劇《人類之愛》，受到各界的好評和贊譽，可榮緒卻指責同學上街演出是行為不軌，並暗中造謠中傷。從而激起一中學生的極大憤慨，紛紛找校長說理，並拒絕聽榮緒講課，使榮緒處境十分困難。校方怕學生把事情鬧大，不得不辭退榮緒。在榮緒離校的時候，學生們吹號打鼓，並在馬車上插著「送訓育主任老師榮歸故里」的白紙長條旗，象引魂幡一樣，為榮緒送行。鄧曉村領導的一中反讀經運動的勝利，對吉林女師、毓文中學影響很大，進一步激發了學生反滿抗日的熱情。
由於鄧曉村政治上比較成熟，又非常喜愛文藝，善於演講，更願意和青年交朋友，因此，黨組織決定由他擔任共青團吉林市特支書記。在做團的工作期問，他秘密地發展了不少進步青年入團。革命的思想像一團火，鄧曉村用革命的火焰把他周圍的青年愛國熱情燃燒了起來，他的文章和詩篇也充滿著燃燒力，這個期間他先後寫了12篇富有戰鬥力的文章和56首詩，嚴厲地譴責和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
這年暑假，鄧曉村回到磐石(1931年冬，家從雙陽搬到磐石縣城北門外)。在四祖母的包辦下與18歲的農村姑娘閻慶蓮結了婚，開始曉村不同意，後來他想通了。一個婚姻不能自主的農村姑娘有什麼錯，這是社會造成的，我要幫助她提高文化，提高覺悟，走向革命。他手把手的教妻子寫字，讀書寫信，經常給妻子講述日軍屠殺中國人的罪行，在他的耐心幫助下，年輕而朴實的妻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這期間，鄧曉村對妻子閻慶蓮、妻妹閻玉梅講了要開展一次反日活動的打算，閻慶蓮和閻玉梅聽後非常支持。於是他們買些色紙，在一天夜裡把窗子用毯子遮好，寫了許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愛國青年覺悟起來，我們不做亡國奴!」等反日標語，連夜到工廠、學校商店門前散發。他們機智地把寫有「日寇滾出中國去!」的標語貼在日本警備隊和偽警察署的大牆上，日本人看了哇哇亂叫，急忙出動警察到處搜捕，這件事轟動了磐石縣城，給磐石人民極大的鼓舞。
地下斗爭
1933年初，根據當時斗爭形勢需要，吉林特支決定，在吉林市建一處聯絡站(也叫黨的地下交通站)，由鄧曉村負責。為了便於工作，鄧曉村打算把妻子閻慶蓮從磐石接到吉林，可是祖母屢次來信，讓其停學歸鄉經營家產。然而鄧曉村為黨的事業著想，拒絕了祖母要求，揮筆寫下「馳騁千里才是駿馬，迎風翱翔才是雄鷹」的詩句，表示堅決走革命的道路。1933年農歷正月二十七日，鄧曉村把家從磐石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七號，及時地建立了地下聯絡站，由他擔任站長，愛人閻慶蓮，妻妹閻玉梅為聯絡站工作人員。當時聯絡站主要任務是接待與轉送中共滿洲省委和磐石縣委來往的領導人，從此他家成為黨的地下聯絡機關。
當時鄧曉村家中四口人，有愛人閻慶蓮和在吉林女師讀書的妻妹閻玉梅，還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小男孩醒華。閻慶蓮雖然是個農村婦女，但意志比較堅強，對革命事業充滿信心。曉村的妻妹閻玉梅是共青團員，是位天真熱情，對革命事業無限關懷的少女。曉村一家搬入吉林市後，都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著。為了安全起見，外邊門上安了一個暗鈴，自己人來一拉鈴便去開門，生人一來敲門便可知曉。閻慶蓮除放哨外，還負責保管文件，經常把文件藏在帽筒、花瓶和衣櫃的後面。當時常到聯絡站來研究工作的地下黨員有李維民、李世超、於克、張弓、於璋等人。那時，經常到聯絡站來的同志是滿洲省委的巡視員馮仲雲，他當時身份是哈爾濱商專的數學教授，每到吉林必到鄧曉村家，住在曉村家地下一張床上。
1933年4月，馮仲雲又一次由哈爾濱去磐石縣委、海龍縣委和南滿游擊隊巡視工作，並傳達中央「一·二六」指示。當時馮仲雲一身商人打扮，大高個，戴一副近視眼鏡。馮仲雲來吉林後，鄧曉村根據黨組織的意見，把馮仲雲安排到聯絡站自己家中住，給予了熱情地接待。馮仲雲在聯絡站居住期間，向鄧曉村夫婦及妻妹閻玉梅介紹了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經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過程，還向他們講解和分析了當前國內、國際形勢。使鄧曉村全家深受教育和鼓舞。為了傳達好中央「一·二六」指示，經過周密研究，決定在吉林市龍潭山召開有吉林特支成員參加的領導幹部會議。馮仲雲同志在這個會上，傳達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指出了在東北結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並講了當前形勢和南方蘇維埃及紅軍情況，使大家更加堅定了革命的必勝信心。
一次，馮仲雲圓滿完成任務後需返回哈爾濱，當時路費不足，閻慶蓮從她私房積蓄中拿出兩塊銀元給馮仲雲帶上，為了安全起見，鄧曉村親自護送馮仲雲到吉林市附近的黑牛圈屯上車。上車前馮仲雲和鄧曉村緊緊握手，一再向他們夫婦表示感謝。
吉林特支根據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滿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積極開展工作，決定在紅五月期間組織師生秘密開展一次規模較大的上街貼標語，撒傳單活動。為了做好這次活動的准備工作，鄧曉村拿錢到街上買來色紙。晚上夜深人靜後，都集中到他家寫標語，由閻慶蓮負責用毯子遮好窗戶，並負責站崗。這次寫標語的內容按著滿洲省委印發的小冊子寫，大家動手寫了四個晚上。傳單和標語寫好後，決定5月6日早按著預定路線分別開始撒傳單、貼標語。金景、郭連郊負責在吉林東關一帶散發傳單，由於他們工作不謹慎，被警察發現破綻，一路跟蹤不放，當即將金景二人逮捕，送交到日本憲兵隊。郭連郊剛入團，什麼情況也不知道，金景是共產黨員、吉林市共青團特支書記。他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下屈服了，成了可恥的叛徒。他出賣了吉林市地下黨團組織和革命同志，使組織遭到很大的破壞，僅吉林一中、一師、女師等學校就有12人被捕。鄧曉村所在的吉林一中，被日軍包圍了，日軍拿著槍按名單抓人。鄧曉村幸而得到特支書記李維民的通知，才免遭逮捕。當時李維民知道這個情況後，立即到鄧曉村家，通知了他的愛人閻慶蓮，叫鄧曉村速離吉林。李維民剛走不久，鄧曉村到家。閻慶蓮和他說明情況後，鄧曉村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保守黨的機密，他與閻慶蓮立即把重要文件燒掉，鄧曉村囑咐閻慶蓮，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一定要保住黨的機密，不要怕，日本鬼子長不了。然後鄧曉村化裝成農民到磐石玻璃河套參加了黨的抗日武裝。
鄧曉村剛離家，就來了五個學生打扮的人，謊稱是鄧曉村的同學，讓閻慶蓮說出鄧曉村的下落。閻慶蓮一看這些陌生人，心裡就明白了，沉著地說：「他到教會醫院看病去了。」敵人看偽裝和哄騙不成，便露出猙獰面目，他們從閻慶蓮懷里把孩子奪下來，用力摔在地上，接著用拳腳擊慶蓮的頭部，逼慶蓮說出鄧曉村的去向，敵人抓走了慶蓮，對她使用了各種刑罰，連續折磨了四天，慶蓮被打得遍體鱗傷，昏死過幾次，又被冷水激過來，肋骨被打斷三根，她心裡始終記著鄧曉村的話，寧死不講，終於保守了黨的機密。
參加抗聯
1933年5月，中共吉林特支遭破壞，鄧曉村根據組織上決定，來到磐石縣委駐地玻璃河套，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他化名周建華。不久，任共青團磐石縣委委員，專做團的工作。1934年冬，共青團南滿特委建立，鄧曉村當選為特委委員。這時南滿游擊隊需要幹部，黨組織選派他到部隊工作。
鄧曉村到南滿游擊大隊後，在楊靖宇領導下，他參加了臨江、八道江、涼水河子、三源浦、五道溝、橫虎頭、哈泥河等大小幾十次戰斗。1935年初春的一個傍晚，鄧曉村率領的部隊，根據楊靖宇的命令，到臨江縣五道溝附近等候，同楊靖宇的軍部會合，不料，日偽的「討伐隊」先來了，雙方交火，打了一場遭遇戰。鄧曉村當機立斷，對敵迎頭痛擊，敵不知我軍虛實，以為中了埋伏，立即逃竄。楊靖宇來到後，了解了戰斗情況，贊揚打得好。兩支部隊會合後，在五道溝得知日偽晚間來偷襲的情報，楊靖宇命令鄧曉村率警衛連在冰湖溝口伏擊敵人，阻擊、掩護軍隊轉移。約半夜時分，敵偽200餘人進入我軍伏擊圈，鄧曉村舉起槍打出第一發子彈，敵先頭指揮官應聲落馬，於是我軍猛烈開火，敵慌忙後退，但後路又有機槍封鎖，敵進退不得，只好束手就擒，鄧曉村指揮的第一仗獲得了全勝。
鄧曉村在部隊工作有飽滿的政治熱情，善於講演，又喜歡教唱歌曲，和士兵親同手足，人們都願意和他談心。
1935年2月，鄧曉村被任命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教導團政治委員。1936年春，鄧曉村改任抗日聯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抗日聯軍第三師組建，鄧曉村調任師政委，自此，他與三師師長王仁齋共同指揮三師，並肩作戰。
抗聯一軍三師以清原、新賓為主要活動區域，桓仁、西豐、開原、鐵嶺、撫順、沈陽為游擊區。鄧曉村身為師政委，除分兵指揮作戰外，時刻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模範執行黨的紀律。一次，鄧曉村率部隊轉移到開原縣楊木林子村，聽到敵偽運輸的車隊經過臘木橋子，鄧曉村部署部隊准備伏擊。當一切准備就緒，等敵人汽車到來時，一個老鄉跑來說：「鄉親們要我和你們商量一下，千萬別在村子裡邊打，要不，你們離開後，鬼子來報復，我們全村就倒霉了。」鄧曉村聽了沉思片刻，命令部隊撤下來。轉移到離村子遠一點地方打伏擊。正在此時，哨兵報告：「敵人汽車快到了!」轉移已來不及了。戰士們著急地說：「政委快下令，就在這打吧!」鄧曉村嚴肅地命令：「原地隱蔽，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開槍!」戰士們眼巴巴地看著敵人汽車一輛接一輛地開過去，覺得非常可惜。部隊集合後，鄧曉村耐心地向戰士們解釋：「我們抗聯是人民的子弟兵，楊司令有『四不打』規定。其中一不打，就是對當地人民損失大的不打。我們真的要在這里打，敵人要來報復，這里的群眾要遭受損失的。戰士聽後，感到政委的決定是正確的。鄧曉村當即率部轉移到離村子遠一點的地方埋伏起來，當敵人滿載物資的汽車返回時被擊毀了，繳獲了不少物資。楊木林子村群眾都誇抗聯是人民的子弟兵，鄧曉村是百姓的知心人。
1936年冬，下頭場雪時，在軍部遼寧省桓仁縣外三堡荒山嘴子，由楊靖宇同志主持召開軍部會議，總結了一師西征失敗的教訓，決定由三師組成騎兵隊快速前進，趁遼河封凍期，沖過封鎖線，強渡遼河，與關內北上抗日的紅軍取得聯系，進行第二次西征。
三師領導接受任務後，立即開動員會，准備馬匹和給養，三師的馬匹一部分是繳邵本良的，一部分是徵收大地主的，由於馬匹不足，300人中，一半編為騎兵，一半步行。陰歷十月，部隊一切准備就緒，鄧曉村做了政治動員。由王仁齋、鄧曉村帶隊西征。這次行軍非常艱苦，部隊幾乎晝夜不眠，步行的同志跟不上馬隊，一路上跑步前進，部隊從桓仁縣外三堡出發，路經清原、鐵嶺、開原等地，跨越瀋海(沈陽至海龍)和中長兩條鐵路，沿途沖破許多次敵人封鎖和堵截，不足一個月，終於到達了遼河邊的清原縣三面船石佛寺渡口。不料，這一年氣候反常，雖已到封凍季節，遼河尚未結冰。渡船全被敵人控制，大橋被封鎖。前有堵截，後有追兵，而我軍又長途行軍疲憊得很，幾次強渡未成，形勢非常危急。面對這一嚴重情況，鄧曉村和師長王仁齋研究決定，不能坐以待斃，要保存有生力量，盡快撤離此地。在四周被圍處境險惡的情況下，鄧曉村和王仁齋乘機率領戰士順利突了出去，返回到遼寧省清原縣沙河子密營。由於連日行軍的疲勞及多日未得飽腹再加上同敵人猛烈的沖殺有不少戰士因體力不支而掉隊，只剩100多人，楊靖宇司令親自去沙河子密營探望，命令三師休整，當他們返回清原時繼續在清原、新賓、撫順一帶開展游擊戰。
1937年春，三師奉命「化整為零」。鄧曉村率一部去開原、西豐一帶活動，作戰之餘，帶領戰士幫助群眾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啟發、提高群眾的覺悟，在這里紮下根。
鄧曉村部隊活動的開原、西豐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日寇十分頭痛。這年冬季日寇組成「七縣聯防隊」，日夜討伐，強迫農民進行「集團部落」，切斷同群眾的聯系。鄧曉村部處境十分困難，奉命向清原轉移。一天部隊來到西豐縣龍彎屯，過去這里是抗聯游擊根據地，現房屋已被鬼子燒光。部隊宿營後，糧食斷絕，炊事員把每個戰士糧袋翻過來抖下一點小米，煮成粥，送給政委，說：「你連日操勞，又累又餓，大家不忍心，叫我把這碗米湯送給你」，鄧曉村說：「同志們的心我領了」。說著，他把這碗米湯又端送到傷病員嘴邊，傷病員看著政委消瘦的身影，眼含熱淚都不肯喝，鄧曉村說：「好同志，喝下去，好早日恢復健康上戰場。」
「七·七」事變爆發後，為支援關內的抗日戰爭，抗聯頻頻出擊，牽制敵人。因而，也引起了日偽軍更加緊對抗聯的圍剿。1937年7月16日這天，日偽東邊道討伐隊長岡田少佐和坂本大佐帶20餘人乘汽車自清原縣城去南山城巡視。我軍從縣城獲悉，鄧曉村與政治部主任柳萬熙決定待機殲敵。7月17日，哨兵報告，敵人汽車向南駛去。18日清晨，鄧曉村率部在松木嶺下伏擊返回汽車。部隊埋伏後，敵汽車已返回，但日軍岡田少佐奸詐異常，當汽車行至嶺西時，命令日軍下車，步行搜索前進，至嶺頂，岡田和坂本用望遠鏡仔細觀察後，認為「安全」時，才命日軍上車向北行駛。當汽車進入伏擊圈時，我軍的機槍響了，司機腦袋開花，汽車原地不動。岡田、坂本急忙跳車，被我機槍打中，日軍慌作一團。除一名士兵逃跑外，擊斃少佐、大尉各一名，士兵18名，繳獲長短槍20餘支，軍刀6把，還有衣物等，這次伏擊戰的勝利，鼓舞了三師士氣，楊靖宇親自到清原沙河子密營慰問三師將士。
以身殉國
1937年冬，鄧曉村領導下的抗聯三師在西豐、開原兩縣交界處的影響越來越大，不斷偷襲敵人，日偽當局對此十分惱火。為消滅鄧曉村這支抗聯勁旅，採取「七縣聯防」和「篦梳」山林戰術，瘋狂圍剿抗聯三師。當時三師僅有七、八十人，不但力量相差懸殊，而且冬裝、槍械、彈葯和糧食奇缺，處境極其危險、艱難。為了保存有生力量，鄧曉村同政治部主任柳萬熙研究，決定採取敵進我退的策略，有計劃地向清原轉移。敵人一面在後邊緊追不放，一面對游擊區人民進行燒殺掠搶，搜山並屯，使部隊失去了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已是初冬，戰士們身無棉衣，口糧斷絕了，只剩下一點高粱米飯團來充飢，渴了就抓把雪團吃，不少戰士凍壞了手腳，仍堅持隨軍戰斗。一個嚴寒的早晨，戰士來到開原縣夾皮山時，這兒地勢很高，氣候顯得特別冷，有的戰士負傷流出的鮮血凍在衣服上，皮肉粘在一起，傷病員實在凍餓難忍。一天一個戰士在小山溝里點火為傷病員取暖，山地冒起白煙，日偽軍發現了目標，「七縣聯防」主力從四麵包圍了夾皮山，我軍崗哨發現了敵人，立即向鄧曉村和柳主任報告，經過研究，感到目標暴露，情況十分危險，決定伺機突圍。這時鄧曉村的隊伍只剩70多人，其中尚有傷病員20多人，兩挺機槍。而敵人有8門小炮，20多挺機槍，800多人，兵力大於我十倍之多。面對敵人的強大火力，我抗聯戰士毫無懼色，在鄧曉村的帶領下，奮力殺敵。鄧曉村指揮著隊伍，柳主任端著歪把機槍，打得敵人一排排倒下去，敵人的一次次沖鋒都失敗了，只見死屍滿山。戰斗從拂曉打到傍晚，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下午三點左右，日軍援兵不斷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我軍子彈已經快打光了，手榴彈也只剩幾顆了，繼續戰斗已對我不利，決定在夜幕降臨時，立即組織突圍。鄧曉村作為這個隊伍的指揮員，他挑起最重的擔子，主動帶領傷病員向開原縣的砬子山撤退，柳主任做後續。他們剛來到砬子山，就又被日本鬼子包圍了。戰斗又打響了，鄧曉村命令搶占制高點，迅速擺脫敵人，分兵突圍。他命令柳主任帶隊先突圍，自己帶領三名通訊員阻擊敵人，當行至一山崗時，同一股200多敵人相遇，柳主任剛突圍出去敵人就沖了上來，鄧曉村看多於我軍十倍之敵，又命令三名戰士馬上撤退找柳主任。鄧曉村手使雙槍猛射，傲然挺立在陣地上，吸引著敵人的火力，死死地頂住了敵人。三名戰士含著熱淚，向清原縣莫力紅山方向轉移。鄧曉村為了保存抗聯隊伍，掩護同志突圍，向敵人射出一顆顆子彈，敵人越逼越近，他越打越猛，當日軍的一顆子彈打在他的腿部時，他不顧流血，跪在地上仍堅持射擊，直到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犧牲時年僅24歲。
三名通訊員突圍後，來到莫力紅山向柳主任報告了鄧曉村犧牲的經過，戰士們一個個熱淚盈眶，泣不成聲，都摩拳擦掌，決心要消滅日寇，為政委報仇。鄧曉村雖然犧牲了，但是抗聯三師隊伍實力保存了。和他一起戰斗和工作的抗聯老戰士趙振華說：鄧曉村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抗聯的骨乾和堅強的指揮員。馮仲雲同志在《艱險的途程》這本回憶錄中說：鄧曉村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不朽的革命烈士。
鄧曉村對黨忠心耿耿，他的英雄業績將與世長存，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人民永遠懷念這位年輕的抗聯英烈。
Ⅱ 富豪的發家類型
志存高遠型
《福布斯》世界富豪、日籍韓裔富豪孫正義19歲的時候曾做過一個50年生涯規劃：
20多歲時，要向所投身的行業，宣布自己的存在；30多歲時，要有1億美元的種子資金，足夠做一件大事情；40多歲時，要選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然後把重點都放在這個行業上，並在這個行業中取得第一，公司擁有10億美元以上的資產用於投資，整個集團擁有1000家以上的公司；50歲時，完成自己的事業，公司營業額超過100億美元；60歲時，把事業傳給下一代，自己回歸家庭，頤享天年。現在看來，孫正義正在逐步實現著他的計劃，從一個彈子房小老闆的兒子，到今天聞名世界的大富豪，孫正義只用了短短的10幾年。
《科學投資》的研究案例，在中國的企業家中像孫正義這樣雄心勃勃，有計劃、有條理地實現著自己富豪夢的雖不多，但也並不是絕對沒有。《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一位、總計個人資產達到83億元的希望集團劉氏兄弟在最初創業時雖然沒有孫正義那樣的計劃性和條理性，但這四兄弟個個都不缺乏野心和雄心。與一般的創業者不同，劉氏兄弟一開始就悟透了「捨得」二字。劉氏四兄弟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本來都在國家企事業單位，都有一份好工作，老大劉永言在成都906計算機所工作，老二劉永行從事電子設備的設計維修，老三劉永美在縣農業局當幹部，最小的兄弟劉永好在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任教。他們沒有像大多數有條件的創業者那樣腳踏兩只船，隨時做著創業失敗後洗腳上岸的准備。他們將自己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能夠勇往直前，從孵小雞、養鵪鶉開始，根據實際情況隨時擴張創業項目，一直發展到搞飼料、搞電子、房地產、金融和資本運作，多角經營，多管齊下，終成大業。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劉氏兄弟在家族企業做大以後，當兄弟之間在企業發展方向上意見相左時，能夠平穩地進行產權分割，完成和平過度，沒有傷到企業元氣，留下了企業進一步做大的空間。類似劉氏兄弟這樣能夠如此平穩地解決家族企業產權問題，在中國家族企業中是不多見的。劉氏兄弟的第一桶金是孵小雞所得1萬元人民幣，時間是2個月，投入之小以今天的眼光看則可以忽略不計。
逼上樑山型
從20世紀7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紀80年的後半期，長達10年的時間內完成創業的中國富豪極多屬於這種類型，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到今天，此種類型曾有出現。其典型代表是連續數年位居《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李曉華，以及創辦廣東七喜電腦有限公司的易賢忠。李出身貧寒，一家6口擠住一間7平方米沒有窗戶的住房。李只有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後下放北大荒，返城後在外經貿部出口大樓食堂做過炊事員，曾因販賣電子表被勞動教養3年，既而被單位除名。李在走投無路之際為養家糊口，開始搗騰些小生意，成為中國第一批個體戶。李的第一桶金是靠在北戴河販賣所謂「美國冷飲」掘得，當時投入資金是3500元，這也是當時李全部的家當，收獲則達10萬元人民幣，時間只有一個夏天。後李又在秦皇島放錄像，獲利百萬。李真正暴發是後來東渡日本，成為章光101毛光再生精在日本的總代理。李以擁有中國內地第一輛法拉利跑車聞名，時間為1993年。李個人資產據《福布斯》統逾人民幣20億元。易賢忠在創業前則屬廣州一家國有制葯集團屬下企業廠長，因女兒患腦疾，為籌集醫葯費被迫下海。易的第一桶金是為停業裝修的廣州南方大廈製作500隻節能電子鎮流器，資本金為從廣東中山小欖鎮一個小老闆處賒銷的價值5000元的電子原材料。易以自己50平米住房做工廠，獲利千元，後易據此成立白雲節能電子電器廠，3個月獲利14萬元，易將之視為自己真正的第一桶金。易在籌得為女兒治病的錢後，又繼續回原廠上班，後因工廠衰敗，才不得己第二次下海，創立廣東七喜電腦有限公司。易個人資產過億。
其典型代表是重慶小天鵝集團董事長廖長光。小天鵝集團以酒店業和飲食業為主要經營對象，風靡大江南北之重慶鴛鴦火鍋即為廖長光首創。廖家境普通，曾下鄉做過8年知青，回城後在重慶城建局當電工，娶何氏七妹何永智。何出名美麗，當時在一家鞋廠當設計師，並擅長服裝設計。何氏7姊妹，6個嫁得如意郎君，只有廖身份低微，而何氏7妹何永智為7姊妹中最靚麗者，廖因此備受眾人擠兌，境況難堪。廖受此刺激，發誓創業，以出人頭地。廖辭職下海後，以出賣住房所得3000元為本金，租得16平米小店面一間，開始經營火鍋，初時生意頗為不順，不賺反虧。廖在妻子理解與幫助下，堅持不懈，專力創新，數月後開發出迥異於傳統重慶麻辣味火鍋的荔枝味火鍋，開始扭虧為盈。廖繼而又開發出後來風靡大江南北的重慶鴛鴦火鍋，事業開始獨上層樓，由小店而大店而企業集團。廖於1982年發奮下海，第一桶金便價值百萬。廖個人資產1億元。順便說一句，大富豪李曉華當年也曾蒙受類似待遇。
家族遺傳型
其典型代表為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4位的榮智健與排名第63位的羅忠福。榮、羅兩人又有不同。榮智健為中國著名紅色資本家、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子，祖傳基業，創業條件非他人可比。1978年，榮持通行證南下香港，1985年正式成為香港居民。榮身份為香港中信泰富集團董事長。據《福布斯》估計，2001年榮名下個人資產達65億元。羅同樣出身商業世家，祖父解放前曾做過遵義商會會長。羅從小精明干練，頭腦清晰，精於計算。羅的第一桶金為做沙發。當時羅新婚燕爾，苦於在遵義買不到沙發，又受汽車廢墊啟發，察覺做沙發原理簡單，於是開始試做，漸成氣候。羅的第一桶金價值10萬元，時為1979年。羅身家據估計達8億元。
其典型代表為魯冠球、沈愛琴、李桂蓮等，因所屬企業均由原鄉鎮企業或集體企業轉制而來，歷史悠久，發展順遂，符合政策，順理成章。一般來說，在創業者個人的第一桶金問題上，此類企業大多概念模糊。
賭徒型
其典型代表是有「中國雞王」之稱的大連韓偉企業集團創始人韓偉。1956年，韓偉出生於大連三澗堡鎮東泥河村一戶農民家庭。韓讀書不多，僅有初中畢業。韓擁有木匠手藝，並略懂畜牧知識，因此在70年代中期被招為三澗鎮畜牧助理員。1984年韓辭職下海，創業本金為從親友處告借而得的3000元，豢養蛋雞50隻，同年底，韓從銀行貸得15萬元，開始興辦養雞場，一舉成為大連最大的飼養專業戶，同時亦成為大連負債最多的個體戶。韓此舉所冒風險極大，而最大風險在於銀行。韓傾力一搏，
倘一旦發生雞瘟或因其他原因創業失敗，韓些微個人私產固將盪然無存，而銀行無疑也將造成極大一筆壞帳。韓之所以能在無抵押的情況下從銀行貸出如許一筆巨款，原因在於當時大連市正在大搞「菜籃子工程」，韓的雞場擴建計劃正是「急政府之所急」。在政府支持下，韓很快又貸款集資208萬元，建起一座佔地44畝，建築面積8000平米，飼養8萬只雞的現代化養雞場。從這一點說，韓不愧為一個順時而動，把握政策機遇的弄潮兒。韓白手起家，其雞場第一年產值便達210萬元，這也是韓掘得的第一桶金。韓個人身家據估計達4.5億元。與靠在海南開發熱中掘地發財的潘石屹、馮侖等一樣，韓偉能成為富豪，也可謂是時勢造英雄。
熱血型或曰沖動型
張思民、吳志劍均屬於此類。張思民尤為典型。此類創業者大多以失敗告終，偶有所成者，也大多歷經坎坷，並且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屢經反復。底氣不足或曰後勁不足是此類企業最大特徵。1999年3月，吳志劍就因所屬政華企業集團欠債2億元，被深圳市政府在新聞媒體通令不得進行高消費，不得坐高級車住別墅。張思民的海王集團在1992至1997年之間，也曾遭遇極大風險，企業險些翻船。後通過上市，繼接上因為盲目投資而險些斷裂的資金鏈，才得以生存下來。海王仍在經受缺乏拳頭產品的困擾，其未來走向，仍有待觀察。張思民的第一桶金當是來自澳大利亞投資家的投資，這筆投資達100萬美元，張在股份中佔大頭。張用以創業的原始資本，是3000元的日常積蓄。吳志劍的第一桶金，則是承包原深圳物資公司華東商場，半月獲利17萬元。吳的創業資本乃寫作所得2000稿費。
因緣際會型
其典型代表為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38位的張果喜以及前《福布斯》中國富豪吳炳新。此類創業者的典型特徵是本來沒想發財，只是想解決一下生存問題，後來竟不期而遇地發了財。1972年，張果喜受在江西余江當地下放的上海知青的影響，懷揣200元，到上海找生路。偶然的機會，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上海雕刻藝術廠發現，一個雕刻樟木箱竟可賣200多塊錢。張頓時靈機觸發，立刻返回老家按照上海生產樟木箱的程序「依葫蘆畫瓢」。半年後張氏第一隻雕刻樟木箱出品。通過上海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張自己製作的第一隻產品參加了廣交會，並幸運地拿到了20套樟木箱的訂單，賺了1萬多元。這是張掘得的第一桶金。張的創業資本，為變賣家產所得1400元以及江西余江當地盛產的樟木原料。張目前身家據《福布斯》估計為12億元人民幣。如果沒有30年前的那次上海之行，張還可只能只是江西余江鄉下的一介老農，天天為吃飽肚子斤斤計較。
這一類型還有一位代表即是吳炳新。孔子曰：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吳創業即始於知天命之年。吳一生坎坷，當過工人，做過幹部，還做過一任職校的校長。80年代初，吳生病後從內蒙古包頭礦務局病休，醫生稱其罹患肝癌，後腫瘤自動縮小，乃至消失，吳認為是自己本身就有免疫力之功。吳的家境一直不太好，病退後，為貼補家用，吳動手搭暖房、賣豆芽、做些小本生意。1987年初，吳承包包頭一家瀕臨倒閉之小糕點廠，隨後又承包一家同樣瀕臨倒閉的小商場。據吳自稱，其接手糕點廠時身上只有300元，為辦廠，借了2000元，貸了1萬元，並從中掘得平生第一桶金，數目約達數萬。吳後來承銷天安851，承銷上海交大昂立一號，掘得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吳的真正發達，是推出據說集3種有益菌種雙岐桿菌、乳酸桿菌和腸道鏈環菌於一體的生物保健型葯物三株口服液。將雙岐桿菌、乳酸桿菌和腸道鏈環菌這3類有益菌種集於一體並保持其活性，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對生物、對醫學都不甚了了的吳，能夠破解這樣一個世界性的難題，令人存疑。吳以50之年，因緣際會，勤力創業，借三株口服液而一夕暴富，又因湖南常德一起產品官司而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起起落落，令人深思。據《福布斯》估計，2000年吳身家達2.1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7億元，身家不詳。
此類型中還可以單獨分出一小類，
其典型代表是創辦廣東巨星影業公司的鄧建國。鄧是那種其貌不揚，走在街上別人也絕對不會多看一眼的人。鄧當年在江西臨川「搞信息」掘得第一桶金。1991年，鄧開始「二次創業」。他兜里揣著1000元，肩上扛著一台由別人抵債而來的舊攝像機來到廣州尋找機會。不久他發現拍專題片有錢可賺。幾年時間，鄧靠拍專題片賺到了10幾萬元。這10幾萬元是鄧掘得的第二桶金。1995年，當過6年鄉村電影放映員的鄧忽發奇想，開始籌拍電影，處女作《廣州故事》讓鄧大虧200萬。1996年，鄧東山再起，注冊巨星影業公司，將港台明星湯鎮宗、任達華、溫兆倫等簽於旗下。鄧一邊笑著付給明星們大把大把的鈔票，一邊苦著臉四處販賣自己的影視計劃。其實這時是鄧一生中最窮困的時候，比他當年在農場打工還窮。那時候他身上至少還沒有債，卻負債累累。鄧頂著譏笑與嘲諷，在巨星成立當年，即投拍了《珠江恩仇記》、《廣州教父》、《鴉片戰爭演義》等影片，1997年，鄧的巨星影業公司一舉創下廣告貼片1.1億元的驚人收入。此後鄧的事業漸入佳境，先後拍下《反貪風暴》、《康熙微服私訪記》、《東方母親》、《美麗人生》、《風流才子紀曉嵐》、《猛龍過江》等20餘部影視劇，創造驚人業績。鄧熱衷炒作，也善於炒作。鄧先是炒作他的電影，宣傳費用往往是別人的10倍20倍，接著爆炒自己的新聞，不惜以「犧牲」自己找自己的丑聞和緋聞。他曾邀請《還珠格格》的台灣導演孫樹培為他執導《風流才子紀曉嵐》，並搶走美在花城的選手作此劇的女一號，而且閃電般地與之訂婚。2000年，鄧被媒介評為「中國影視十大風雲人物」之首。縱觀鄧的創業歷程，留下的是一條十分古怪的軌跡，眾多謎團至今讓人不解。鄧的最大特徵在於經常不按牌理出牌，熱衷炒作，行為言語不受約束，因此經常爆出新聞，也經常得罪人，在圈內有「XX鄧」的綽號。有人認為，鄧的成功，是中國影視圈「缺人」的象徵。據估計鄧身家過億。
知識型
此類型具體而言又有種種不同，如中宜環能(CECO)董事長吳桐，是擁有自有專利技術，靠自有專利技術發達的一類。吳現年35歲。2001年，吳在北京創辦中宜環能環保技術有限公司。吳擅長發明，名下擁有多項專利技術，僅其「城市垃圾處理綜合集成系統」一項專利，據估計無形資產就達12.5億元，一家美國名牌雜志估計，吳的專利加起來，價值超過100億美元。在進京創辦中宜環能環保技術有限公司之前，吳曾在深圳創業，獲利數千萬，因遭欺詐，資產盪盡。2001年3月，吳攜2000元進京二次創業，3個月後，僅向韓國某著名企業出售「城市垃圾分類焚燒技術」15年使用權，獲利即超過2000萬美元。吳眼下成為媒體焦點人物，原因一是其創造財富的能力，二是他的學歷造假問題。據吳自稱，其於11歲即進入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學習，主修原子能物理學，有「神童」之譽；14歲赴美，獲芝加哥大學國際金融學博士；18歲赴德，獲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但經有心人查證，吳的科大少年班學歷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金融博士皆屬虛無飄渺。其柏林大學經濟學博士亦令人存疑。這不免讓人想起數月前的吳征事件，可算是又一起吳征博士事件的翻版。錢鍾書先生筆下的方鴻漸看來並非杜撰。如今國內的海龜博士漫山遍野，占據著最好的位置，享受著最好的待遇，榮光無限，創業就業一律「超國民」，有關部門今後對類似的「海龜」，是不是應該多看兩眼?其實吳本來是用不著靠這樣假造學歷來給自己增光添彩的。吳的諸多創造發明，均已經過實踐檢驗，成效顯著，吳因此在環保界享有極高聲譽，比之那種學歷造假帶來的榮譽，這樣的榮譽要大得多，也實惠得多。吳此舉令人無法解釋。
王文京亦可視為靠技術起家的一類，這類創業者除了自家技術外，在創業過程中還更多地藉助了外部力量，特別是政府力量，所以有時也會給人因人成事的味道。1988年，王文京從財政部辭職下海，與後來創辦連邦軟體的蘇啟強一起，用借來的5萬元開始創業，開發財務軟體，數月後即進行了產品的發布和展示。王文京等人的迅速成功，與當時財政部的一項政策不無關系。當時財政部規定，不得通過除國有、集體企業以外的財務軟體的評審，換句話說，亦即各級財務部門不得使用除國有、集體企業開發出的財務軟體之外的財務軟體，而王文京的用友獨能例外，應該說這與王文京的財政部背景不無關系。這項政策使用友在若干年內都無競爭對手，企業在缺乏競爭的環境里順利成長。否則，以中國軟體人才之豐富，開發並不復雜的財務軟體，當屬舉手之勞。這應該說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國情。在中國富豪的發跡史中，這一類現象並不少見，如今又不斷地在一些歸國創業的「海龜」身上重演。不能公平地對待各種類型的創業者，對所有創業者一視同仁，應該說是國內市場環境相對不成熟的一個特徵。王文京身家高達8.4億元，位居2001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60位。
時代流潮
第三類是以王志東、張朝陽、丁磊、馬雲等為代表的一類，是屬於被時代流潮硬推上富豪坐席的一類，屬於「時勢造英雄」。這類富豪被稱為「知識英雄」、「知本家」，但實際除王志東曾開發過一個中文平台軟體，丁磊曾開發過一個簡單的163電子郵件系統外，其他人並未見得有多少技術可言。而王志東和丁磊的第一桶金，也從各自所開發軟體中獲得，數目達數十萬和百萬不等。一般而言，這類「英雄」因為缺乏基礎起得快，下得也快，正所謂「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者是也。2002年開春，社會上紛傳原跨國公司一些中國區高管人員辭職創業的消息，包括原微軟中國公司總裁高群耀、康柏中國區總裁李金水等人都在傳說之中。原愛立信中國公司和諾基亞中國公司 副總裁劉持金則已實際進入管理教育行業，開始自己的創業人生。這是一個新的信號。人們一直有一種誤解，以為「知識英雄」或者「知本家」只有技術人才能夠扮演，其實，對於中國的市場環境和發展階段來說，那些有著良好教育背景和跨國公司高層管理經驗的人才要顯得更為寶貴，也更實用，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這將是知識創業的又一類型。如果有人能將管理與技術兩種知識創業人才結合起來，其發展將不可限量。
Ⅲ 日本有哪些值得品味的經典電影
日本有值得品味的經典電影：
1、2000年：WHITE OUT、獨立少年合唱團、顏、新·無仁義之戰、雨停了、末路奇花 Face、雪茫危機、大逃殺、十五歲學校IV、雨停了、長崎漫步曲。
2、2008年：超越巔峰、接吻、放課、聯合赤軍實錄：通向淺間山莊之路、東京奏鳴曲、步伐不停、黑暗中的孩子們、母親、入殮師、周圍的事。
3、2014年：西野的戀愛與冒險、蟬記、紙之月、田野四十九天、我們的家族、小小的家、我的男人、百元之戀、聽水的聲音、只在那裡發光、0.5毫米。
(3)泥河日本電影擴展閱讀：
其他年代日本經典電影：
1980年：阿西們的街、遠山的呼喚、天平之甍、影子武士。
1981年：車站、野菊的墓、泥河。
1982年：獵熊人、青春之門、疑惑、海峽、楢山節考、蒲田進行曲。
1983年：兆治酒館、細雪、南極故事。
1984年：上海浮生記、瀨戶內少年棒球隊。
1985年：從那以後、火祭、台風俱樂部、亂、早春故事、夢千代日記。
1994年：愛的捆綁。
1995年：情書。
1996年：燕尾蝶。
1998年：四月物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