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赶时间：领衔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几个片约，档期有限，所以剧组人员就不眠不休的奋战赶拍。
2、飞纸仔：导演开拍前只有故事大纲，开机后只能等编剧把当天要拍的剧本传过来，当年程小东拍摄《倩女幽魂》、刘伟强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隽的“飞纸仔”。
3、第二组制度：由于香港武术指导的经验丰富、十分专业，王晶这样的导演经常只专注拍文戏，枪战武打追逐撞车的场面交由动作指导全权负责，这样，一部普通的商业片通常之用十几天就能完成。
2. 香港电影文化，从香港电影看香港文化
同意，香港的文化与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有应该是同步的，香港的电影制作人总是将电影的制作尽量适应和跟上当前香港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最大限度的提高广大香港民众的票房。
3. 简述周星驰电影风格
1、无厘头
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等进行莫名其妙组合串联。无厘头至少包含三重含义：夸张、讽刺和自嘲。如《唐伯虎点秋香》中的文化人的挣扎与无奈。
2、搞怪与励志
小人物对理想的追求，对生活的妥协，对爱情的向往，心灵的弱点。电影中小人物在逆境中的奋斗，对内心信念的坚持。
3、追求内心的爱情
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卿卿我我，只有在困难中两颗心灵的相触，在失败中对爱情不懈坚持，在稚嫩肩膀的承担。如《唐伯虎点秋香》为追求真爱投身华府的唐伯虎。
4、别具一格的台词
如：“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死跑龙套的”、“我养你啊”等等。
(3)香港电影的文化风格扩展阅读
周星驰代表作品
1、《唐伯虎点秋香》永盛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由李力持执导，周星驰、巩俐、郑佩佩等主演。影片讲述了江南才子唐伯虎对华太师府上的丫鬟秋香一见钟情，在船夫的帮助下他施展计谋混进了华府。经过一番曲折，唐伯虎终于与秋香拜堂成婚。
2、《喜剧之王》星辉海外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由李力持、周星驰执导，周星驰、 莫文蔚、张柏芝等主演。该片于1999年2月13日在香港上映。
影片讲述对喜剧情有独钟的尹天仇与舞女柳飘飘逐渐产生感情，之后在杜娟儿的帮助下，尹天仇终于获得机会演主角，但又陷入与柳飘飘、杜娟儿的三角恋漩涡之中。
4. 香港电影中的“无厘头”现象及其特点，介绍并评价周星驰的无厘头表演风格。
“无厘头”是粤方言，本应写作“无来头”，因粤方言“来”字与“厘”字读音相近，故写作“无厘头”。指一个人的言行毫无意义，莫名其妙。香港影星周星驰主演的影片《大话西游》里有一些对白，将一些毫无关联的词语进行组合，使人莫名妙，以达到搞笑的目的。由此，“无厘头”表演方式常被提起。
无厘头文化应属于后现代文化之一脉，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破坏秩序、离析正统等等，无不可以在无厘头电影中读出。无厘头的语言或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其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
无厘头至少包含三重含义：夸张、讽刺和自嘲。 无厘头文化是香港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兴起的次文化，当中以周星驰为当中的佼佼者。这股文化一直主导整个十年的香港社会，直到亚洲金融风暴后才慢慢消退。
无厘头文化透过香港地区的喜剧影视作品及流行区而得以大力发展，后被华语地区广泛接受，成为被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广泛接受的喜剧艺术表演形式，并逐渐运用于现实生活。(希望可以帮到你 转自网络词条)
5. 什么是香港电影本土化
一、自我指涉的运作规则
对于受众来说，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存在方式，本质上和音乐、文学等是一样的，欣赏音乐、阅读小说和观看电影都是为了在主客体的情感交流中获得共鸣。随着电影工业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出现了越来越精细的技术分工，不管是前台演员还是后期技术工作人员，这些看似缺一不可的角色共同推动了电影成为后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消费和娱乐方式之一。然而，这些角色参与的倘若不是像好莱坞大片动辄投资上亿的电影工程，他们之间互相制衡甚至互相抵牾的结果就消磨了一部电影的棱角和个性，并因此圆熟得像时下的任何一部热播之后却可能寂然无声的“畅销”电影。彭浩翔显然不愿意走这一条路线，他熟悉资本运作下的惯常电影生产方式和运作模式，甚至在香港电影圈内也颇得人缘，但基于上文所说的情感共鸣的艺术欣赏的终极目的，同时也为了用电影来表达自我而不是他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同看法，在不背离电影制作规律的大前提下，他用了种种办法尽可能地加入了“我”这个因素。在电影《志明与春娇》中，彭浩翔本人集原著、导演、编剧，甚至监制于一身，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
受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彭浩翔非常注重编剧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导演如果自己不会写剧本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写作和编剧的过程中可以思考更好关于电影中的呈现方式，这两步甚至就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而在真正的导演工作中，有了更多方式让自我因素渗透到电影的拍摄中，而自我指涉中的“我”代表了香港人在后工业时代中的精神诉求，电影人是一种向上、不屈的精神，电影中的人是更多元的城市文化中的爱欲情感，凡此种种，都让香港人在嬉笑、伤怀中看到了自我。出生在香港的彭浩翔自写自编自导的电影，讲述香港人街头巷角的情爱故事，这是本土电影的明显特征，回头看他之前的多部电影可以看到这条越来越鲜明的轨迹。在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春娇与志明》中饰演余春娇的杨千嬅获得最佳女主角，电影还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的提名，可见香港电影界对于他作品的充分认可，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彭浩翔多年来在香港电影低谷徘徊时期推动探索本土电影的肯定，是香港电影界对于本土化策略的思考成果。
二、“无主题变奏”的碎片化叙述
20世纪中后期，蓬勃发展的香港电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放异彩，日益成熟的电影技术使本港的武侠片、枪战片、警匪片等大放异彩，甚至助推了一批优秀的导演、明星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在没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弹丸之地，电影俨然成为了香港文化兴衰的重要表征。但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市民生活的日益碎片化、多媒体的极具发达已使类型化电影大同小异的故事情节、千篇一律的明星面孔等等因素成为了阻挡香港电影继续前进的障碍。简言之，不仅是香港本土观众，还有大陆、台湾、澳门等华人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对香港电影的本土化“复兴”抱有很期待的渴望心理，也即是说香港电影应该多一些只有香港才有的“港味”。
当然，彭浩翔在拍摄《志明与春娇》时并没有抱着这样的宏愿去做，他只是以一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手法用戏谑、反讽、黑色幽默等电影语言去勾勒、描绘平凡市民此时此刻此地的日常生活。彭浩翔出道以来的电影风格是多变的，因此《志明与春娇》也没有很明显的主题，它比较接近于爱情片或者文艺片，但表面看来，观众却很难认同志明和春娇有着多么刻骨铭心的爱情。影片开始不久，从聚众抽烟的闲言碎语中春娇知道了志明戴了“绿帽子”，随着一回生二回熟，感情生活不顺的春娇对志明暗生情愫，像很多人的恋爱经历一样，他们在几次接触后感情慢慢升华，但似乎永远缺少一触即发的反应堆……被类型化叙述电影“毒害”的观众未免会有点失望，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铺陈，没有生离死别的“问世间情为何物”，也没有很浓郁的文艺片中的小资情调，却有太多的零碎叙述方式穿插其中“破坏”了以往的观影的惯性。或者可以说，志明和春娇之间的爱情不是非发生不可，而这样的爱情太平常太平淡像极了某部电影中的配角的桥段，很像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这就是彭浩翔要的效果，让电影中的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因此观众若能坐下来静静观赏，细细品味，在偶尔的会心一笑或黯然无奈中，或许能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欢快与无奈并存。由此，志明与春娇最终能不能在一起，这并不显得那么重要了。况且在导演彭浩翔的爱情观里，爱情是不稳定的东西，什么都是说不好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这种“自我指涉”再一次进入了他的电影中。
香港是个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都市，如果说一般的当下港片中高楼大厦、香江夜景的一闪而过和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代表了这座城市刚性的主流的文化形态，而街头巷角、昏暗的车库、士多小店和悠闲地胡侃的小职员则是城市缝隙中柔性的边缘的人们碎片化生存状态的隐喻，而彭浩翔的电影更多地喜欢后者，他以同样的柔性的碎片化式的叙述之。尽管彭浩翔不像陈果的“香港三部曲”、许鞍华的“天水围故事”那样在主题的牵引下对底层生活、人性善恶进行残忍解剖，但他也没有一味沉溺于对市民庸碌生活喋喋不休的述说中，而是通过细节进行反讽引发思考，如影片中禁烟对香港社会的影响、警察的媚外表现、小职员的生存困境等等。彭浩翔的电影因为主题的隐身，可以很好地实现他本人推崇的叙述节奏在变与不变中的挪移，也暗示了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香港年轻人迷惘的、难以抉择的价值观、爱情观，折射出在物质社会中对于情感依托的需求，客观上可以挑动观众对于电影的“陌生化”观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主题”或许就是一个特别的主题。
三、“香港制造”的平面化视角
对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经历了上个世纪后三十年充满传奇色彩的经济腾飞之后，与其他的“亚洲小龙”一样也承受了97金融风波的冲击，那种曾经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日子似乎渐行渐远了，他们更愿意也更希望香港以外的观众能够在电影看到一个真实的香港，而不是“想象的香港”。前几年的《老港正传》、《岁月神偷》、《桃姐》等是港人对于集体记忆、怀旧情感需求的回归，陈果的“香港三部曲”和许鞍华的“天水围故事”等对香港底层人群和弱势群体投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目光，同时也是试图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香港的历史，还原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在繁华富足的香港背后存在另一个苍凉悲情的真实的香港。不可否认，这些导演用的是一种传统的迂回的个案式叙述手法，用眼泪去检验笑容的虚假，用低谷去证明高峰的危险。而彭浩翔则直截了当地用丰富的后现代的叙述手法抹平“道德高地”，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香港社会，无所谓高尚和卑下，也没有那么多的英雄和盗贼，每个人庸庸碌碌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当下，偶尔的小情感小情调小“鬼马”是生活中的亮色，就像导演把自己的爱好“马桶干冰仙境”变成了“张志明”的癖好。由此，彭浩翔略施小计用简单的方法打动了香港人复杂的心。
电影的平面视角叙述首先表现在人物与场景的选择上，以香港社会中最常见的普通公司职员之间感情纠葛作为主线，电影镜头不时停留在便利店、卡拉OK、西餐厅等香港常见的地方，影片开始，陌生青年男女由于禁烟令而聚集的肮脏后巷因为话题的引起和暧昧的发生，成为最让人叫绝的场景。烟雾缭绕的“后巷”有着一定的象征意味，它昏暗而狭小，边缘而次要，在传统的港片中往往是好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志明与春娇》中则成为了躲避警察干扰的避风良港，为无聊话题、暧昧眼神提供了难得的“公共空间”。其次是电影中充斥中具有独特“港味”的语言，包括现在社会中的短信语言，特别是引起争议的出格桥段和粗口对白，当然整部电影的镜头是非常干净。语言是最能体现电影本土化策略的工具之一，这些原汁原味的语言生动而有趣味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的本土文化和生活气息，主演的余文乐、杨千嬅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都认为这是“写实的、地道的香港文化”，是影片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电影中两人吸烟被警察追赶，灵机一动冒充起了韩国人和日本人，最后却因粤语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而露馅，这一港式幽默的桥段可以理解为语言在本土、外来文化相容、博弈中的独特地位，它与生俱来地附属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上。为了达到平面化叙述的目的，让电影更有“港味”，彭浩翔还用了自己在《买凶拍人》等电影中惯用的“采访实录”，“采访”是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媒体社会中常见的新闻素材采集手段，而对于导演来说，把这样严肃的、具有一定官方和公共意味的行为降低成为表达自我、呈现自我的方式，或许是一种“无厘头”处理方式，也增强了影片中幽默、个性的个我色彩。
《志明与春娇》不管是对于推崇它的香港电影人，还是彭浩翔本人来说，都是近年来有效地实现香港电影本土化策略的重要一步，并且也已经取得了成功。有香港某旅行社以“志明上广州”作为宣传小册用语，源自台湾普通青年常用名的“志明、春娇”俨然成为了香港本土青年的代名词，可见电影的影响力。香港电影本土化策略尽管无法忽视本土电影导演的努力，但也是本土文化、市场需求、资本运作以及电影本身的发展规律所推动的，从彭浩翔的电影可窥一斑。而续集《春娇与志明》以“北上发展”作为故事延续的背景，也恰好隐晦地香港电影在本土化过程中的挣扎、徘徊、艰辛与奋争。
6. 简述亚洲电影风格及代表作
2003年，就在中国电影延续着新世纪全面开始的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同时，亚洲电影的格局也正悄然变化着。上个世纪60年代辉煌一时的日本大制片厂体系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70年代曾经兴旺的泰国类型片又开始复苏了；90年代起领一时之风骚的伊朗电影正停滞不前；而种种迹象表明，韩国电影人正以一种非凡的气魄，走在亚洲电影的最前列。
韩国
今年的60多部韩国影片本身值得一提的地方并不多，无论是《武士》还是《菊花香》，或者眼下的热门影片《杀人回忆》，都不足以作为韩国电影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佐证。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电影人的整体风貌，可以说2003年，韩国电影人正以一种非凡的气魄，试图为亚洲电影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格局。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两个在亚洲举办的国际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和日本东京电影节。东京电影节闭幕那天，据说主办方手里还有近100张各国记者证，没人来领。东京电影节年年都四平八稳，参赛片普遍平庸缺乏竞争力，可见眼下日本电影的尴尬地位。而釜山电影节呢？它和荷兰的鹿特丹电影节一样，设立了针对青年导演的资助计划。拍电影是个花钱的事儿，于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影人而言，釜山电影节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吸引力。釜山电影节对欧洲的三大电影节甚至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可见韩国电影目前在亚洲所处的地位。此外，今年釜山电影节从开幕片到最终评奖结果，很多影片的题材非常敏感，其中有些涉及到韩国军方的问题，有些涉及老年和少年的性问题。对这些影片的接纳在某一层面上体现出该电影节特有的气魄。
本届釜山电影节的开幕片是金基德的《海岸线》。虽然不少影评人对这一选择感到意外，因为往年的开幕片一般都较为保守，而金基德的电影，普遍都被认为比较前卫。今年釜山电影节的大胆之举，也正暗示了自己的魄力。《海岸线》说的是关于韩国军队丑闻，胆小的士兵以及被误杀的平民等内容是影片的争议核心。这种反传统军人形象的电影在韩国电影史上是绝对少见的。
如果说这些题材敏感的影片受欢迎只是一个偶然，不足以体现釜山电影节的魄力，那么电影节的一些长久做法则可以使人相信这一电影节的确有其自身的特殊魅力。釜山电影节的历史并不久远，从1996年创办至今，只不过才7年的历史。7年就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电影人和电影商热衷光顾的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有其不同于其他电影节之处。
此外，釜山电影节从1997年开始还同时举办一个名为PPP（PusanPromotionPlay）的商业活动。整个PPP功能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是研讨各地电影市场的商机和出路；二是为亚洲各地电影商筹拍的新片找到足够的资金；此外便是设立奖项以现金方式资助一些影片的拍摄计划。正是通过釜山电影节，关锦鹏才找到了《长恨歌》的资金投入；今年中国导演刘浩以新作《紫禁城的游戏》也获得了资助。如果再向前追溯，早在1998年娄烨也是通过PPP得到了《苏州河》的后期资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活动，釜山电影节才会有如此多的电影人愿意参加，因为对于电影导演们来说，拉到赞助资金有时候比得奖还要重要。
至于奖项，釜山电影节中惟一的竞赛奖新潮流奖。这也是它最具价值的奖，是专为鼓励亚洲新生代的电影人所设，只接纳新导演的处女作或是第二部作品。而志在鼓励为韩国电影做出突出贡献的电影人的韩国电影奖，它的对象是韩国以外的电影人。今年这一奖颁发给了一个法国人，因为他创办的杜维尔亚洲影展为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到韩国电影人的开放胸襟。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釜山电影节上有7部朝鲜电影经过审批后，获准在釜山公映。这些影片几乎都是朝鲜电影里程碑作品，其中包括朝鲜80年代中期的影片《无乐无忧》，这部影片有朝鲜电影史上第一个接吻的镜头。
日本
相比起韩国电影的方兴未艾，日本电影的前途似乎黯淡了许多。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许多日本大制片厂就开始纷纷崩溃。此前，以《罗生门》为代表的日本20世纪50年代电影黄金时期的作品基本都出自松竹、大映、东宝、东映这四大电影公司之手。像我们熟悉的高仓健主演的所有影片都是典型的大制片厂电影。1999年，高仓健和他的老搭档降旗康男导演合作了他的第202部作品《铁道员》，在讲述北海道一个即将被废弃的小站站长的怀旧故事的同时，也极具象征意味地暗示出昔日辉煌的大制片厂体系的衰落。事实也是如此，该摄制组的大部分成员在影片拍摄后也全部退休了。
随着“松竹”等为代表的大制片厂日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迅速蓬勃发展的所谓的“独立电影”。这类电影迅速繁荣在90年代后半期，一大批通过各种途径创作独立电影的日本年轻电影人开始大显身手。近年来，随着独立电影的进一步发展，黑泽清、河濑直美、青山真治等一批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日趋成熟，他们的作品相继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
在今年的第56届戛纳电影节上，就有两部夺标呼声很高的日本独立电影亮相：黑泽清的《光明的未来》和河濑直美的《沙罗双树》。
女导演河濑直美的《沙罗双树》能入围戛纳，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成就，还不如说是戛纳对“独立”这一传统的下意识的维护。河濑直美的上一部参赛作品《萌动的朱雀》曾让她获得了戛纳金摄影机奖。这部小成本电影的成功得益于日本日益完善的独立制片系统。在著名独立制片人仙头武则的大力帮助下，这部电影走低成本制作、在一家电影院的午夜场连放好几个月的路线，不仅全部收回成本，更给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至于《光明的未来》，其演员阵容还是颇为可观的，有影迷非常熟悉的老演员藤龙也，他曾主演大岛渚的两部惊世名作《感官世界》和《爱的亡灵》；还有年轻一点的浅野忠信，眼下是当代日本电影的代表人物。目前在国际影坛上抛头露面的日本独立导演的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平心而论，《光明的未来》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上空手而归，也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这部影片除了汇聚日本的几个最优秀男演员之外，情节拖沓、主题暧昧，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在新锐独立电影的一统天下里，观众普遍抱怨：日本电影没有经典了。尽管《人造天堂》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六月的蛇》获得去年的威尼斯“评委会特别奖”，但这些影片无论从规模还是宣传力度上来说，都很难与大制片厂生产的影片相提并论。比如这部真正让低迷的日本影坛为之一振的《座头市》。
北野武算得上是当代日本导演的中坚力量，今年一出手就拿下了让人抢破头的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此后更是连拿包括多伦多影展“观众票选大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但是，这部由松竹公司制作的影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获奖，而在于拉动日渐疲软的日本本土电影票房。
去年的《黄昏清兵卫》带来了日本“时代剧”的复兴，山田洋次的“复古”和市川准在《坂本龙马，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里表现出来的时代风尚，给了北野武不小的启发。《座头市》的娱乐效果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年轻观众，松竹电影公司也从中看到了大制片厂的最后一丝希望。
越南
一些越南题材的电影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背后其实是越南裔的电影人。美籍越南裔导演包东尼，他的影片《恋恋三季》获得199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近年在国际影坛引起关注的越南导演郑明河的身份是美籍越南裔电影学者。另一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越南最著名的导演陈英雄。他在1993年拍了第一部剧情长片《青木瓜之味》，该片算得上是越南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摄影机奖和法国恺撒奖最佳外语片奖，以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然而，与其说这是一部越南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法国电影———导演陈英雄14岁便移居法国学习哲学和电影；影片全部制作资金来自法国；而这部被评论界高度赞誉为从影像风情到艺术精神都具有东方民族气质的电影竟然是在一个法国的摄影棚里拍成的。
就在陈英雄他们凭借越南和越南电影获得国际声誉的同时，真正的越南电影却依然在惨淡经营。
泰国
泰国电影的异军突起始于2001年，那一年里，《黑虎之泪》、《鬼妻》、《暹罗皇后》及《晚娘》等影片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使得泰国电影在亚洲的电影版图上，开始显示出和中国电影、韩国电影、日本电影、伊朗电影并驾齐驱的势头。
2003年6月10日，泰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对泰国电影业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议。政府决定参照国际电影市场的做法，对泰国电影实行分级，规定电影的消费群体，有的电影将禁止青少年观看，有的将为青少年不宜，有的则必须由家长陪同观看。泰国电影业有望进入20年来的黄金时代。
泰国电影突飞猛进的大背景是，自90年代以来，亚洲电影观众的口味转变。他们开始在好莱坞电影之外，寻找另类电影的乐趣。从日本影片、韩国影片到伊朗影片，如今轮到了东南亚影片。这个机会之中，还隐藏着陷阱。如果不加控制地大量投入生产类似题材的影片，难免重蹈香港电影的覆辙。而大体上看来，眼下的泰国电影，正在开始走香港电影曾走过的路。
7. “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我要写的论文题目
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也就是香港电影折射出的内在的价值观和精神意志意思吧！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香港的电影都很贴近大众的，反映了本土各阶层的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也是与经济的发展对其影响密不可分的。应该是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的，就看你是综述文化品格的发展历史还是就某种特定文化品格展开论述。
阶段发展来看，有李小龙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武打，到黑帮暴力、暴力美学（香港的警匪片拍的特好eg无间道）～～。就品格来说，香港也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电影文化品格:暴力美学。
很多网页上都有介绍啊，你可以多搜集些资料再确定啊，
http://msn.mtime.com/my/103824/blog/331159/
club.yule.sohu.com/read_art_sub.new.php?b ..
8.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鍚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徵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徵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9. 香港电影的文化，环境与规则与内地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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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问题的精髓在“不同”上。
香港电影，始终与大陆电影有着格格不入的情调和文化气息。除了前面提到的“情义无价”的精神内核外，我得说一点，香港电影始终还是一种自然流露的亚洲农业社会晚期形态的电影模式，大陆电影，本质上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与文化断裂矛盾体现的呓语。
“情义无价”，为何？
在我看来，只有农业社会才会真正体现“情义无价”，一个对制度，典章，法律条文并不信任，并不真正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细节的社会，人和人的超越普通熟人朋友的关系，人和人之间超越法律制度的信任，人和人之间那种血肉精神相联的感觉，成为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最可靠保证。
这显然还是农业社会里面典型的人际关系最高准则。
虽然香港开埠已逾百年，英国人带来的法制民主深入人心，但是电影依然是文化和人心中最隐秘的地方。
电影是要花钱的，是要稳妥的，使一定要让观众进场的，什么稳妥？电影人一定在潜意识里面意识到，周围的人最认什么？什么能让他们热血沸腾？还是“情与义”。
香港，依然还是一个典型的南亚农商社会，只不过它高度发达，外面再裹上一层英式的法制民主。不过咎其底层架构，香港人的精神内核依然还是李嘉诚，李兆基等视房地产为最根本为商之道的典型岭南农业社会的精神内核。
香港没有世界级的电影产业，也没有世界级的电影产业精神，香港也没有能耐得住寂寞的强大文化底蕴能绝对抵抗人傻钱多的大陆市场。（大陆更没有文化底蕴），同样，资讯发达的香港，也没有像样的，前瞻性的科技企业。
这种社会精神架构，决定了香港电影的两大特征：文化上重血亲情义，形式上重胡闹癫狂。
为什么形式上“尽皆过火，尽皆癫狂”呢？
一切都临时，一切都赚快钱，一切都朝不保夕，一切都不耐烦去建立和架构制度。
农业社会是不得不重视短期效益的，因为农民对社会制度没有干预能力。
电影人对社会制度也没有干预能力，对未来也没有太大信心，趁着形势式好，就多拍多赚钱。
我接触了不少香港电影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开工，有通告，有钱赚。”
我始终觉得，香港电影，是香港人的文化内衣，外面可能使光鲜的西装，但是里面还得是贴身对襟水衣。他们比大陆真实，比大陆有灵气，比大陆有更良好的文化传承，有更深刻的生活感悟，有更鲜活的想象力，有更开放的心态。
但是香港电影，始终因为地缘的文化和政治影响，难以和韩国，日本电影匹敌。
后者有完整的文化底蕴，有强大的，独立的工业基础。
而这一切都是制度保证的。
大陆这边，一句话了，没落的法西斯美学父亲和残破不堪，找不着北的传统文化母亲结合下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