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都市与乡村
走出“伤痕”，在“反思”的同时，“改革”开始了。
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相继实行联产计酬和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快，改革便真正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第一重大事件。于是，依仗着强大的社会思潮而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创作也就有了相应的新的历史使命。
80年代的“改革文学”表现出作家们对政治生活的强烈参与精神。他们不但坚定不移地宣传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更注重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利于改革的因素的批判，包括对来自执政党内的权利斗争和社会腐败风气的批判。在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1983-1984 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
一、对城市改革的期盼
1，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的开风气之作。
乔光朴 ：人们呼唤的改革英雄，“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 。
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的作品。
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文学作品，它写工厂却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它还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
改革者小说系列
如《改革者》（张锲）
《跋涉者》（焦祖尧）
《祸起萧墙》（水运宪）
《三千万》（柯云路）
《沉重的翅膀》（张洁）
《龙种》（张贤亮）
《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
2、柯云路的《新星》
对改革认识的深入，使改革文学向深度发展。《新星》是代表，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政治小说， 《新星》使人们普遍看到了理想主义光辉下中国政治斗争的真实故事，也使熟谙政治的人看到了地道的政治操作手法。《新星》在当年的轰动被海外传媒称为“改变了中国的某些政治格局”。
这是一部描写改革家的小说。作品出色的塑造了李向南这个新型的政治家的形象，是80年代文学创作上一个可喜的收获。
年轻的政界新星，遇到了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首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同名电视剧曾创中国电视连续剧收视率最高纪录。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是新时期正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张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26万字，共写了60多个人物，具有较大气魄的结构，既展现了现实生活内部的真实面貌，又提出了不少具有哲理性的问题。
二、变革中的乡村人物命运
高晓声简介
（1928—1999）出生于江苏武进一耕读之家，50年开始创作、诗（出过诗集《王善人》、小说（以《解约》在文坛知名）、戏剧（歌剧《走上新路》获华东会演一等奖而名噪一时），都写而不多。1958年屈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后才重新握管，以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名重当代，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
高晓声的 “陈奂生系列”。
《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五篇小说。
陈奂生是一个勤劳、憨实、质朴的农民， 然而，善良与软弱、纯朴与无知、憨直与愚昧、诚实与轻信、追求生活的韧性和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和狭隘自私等等交错在一起。
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他的形象是一幅处于软弱地位的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的画像，包容着丰富的内容，具有现实感和历史感，是历史传统和现实变革相交融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典型。
《陈奂生上城》体现了典型的高晓声式的叙事风格。他惯于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尤其擅长概括性叙述，很少采用直接呈现的方式，让人物直接说话和行动，作品的语言基本上都出自叙述人之口。其语言简练明快，幽默犀利，意蕴含蓄，富有情绪感和节奏感。所以，他虽然采用传统的讲故事的语气，但又不是讲故事，既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矛盾冲突步步发展的戏剧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进某一个生活焦点上反映出来，通过人物心理深入开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题蕴，这又很有点现代小说的味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小说叙述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
小说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作品的主人公冯幺爸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
经济杠杆的强力撬开了压在心头的磐石，有了衣食温饱的冯幺爸也要谋求平等的地位，恢复做人的尊严。
新的农村经济政策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思想，恢复了人的本性，这也是《乡场上》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从卑微低贱无赖汉到理直气壮的庄稼人，冯幺爸的人格转换有着强烈的反差，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其实深究起来，冯幺爸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经济杠杆的强力撬开了压在心头的磐石，有了衣食温饱的冯幺爸也要谋求平等的地位，恢复做人的尊严。乡场上一场小小的纠纷把他推到了前台，他主持公道仗义执言，将心中的郁积一吐为快。
冯幺爸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地说明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思想，恢复了人的本性，这也是《乡场上》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路遥及《人生》
路遥 （1949—1993）
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在农村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1991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人生》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人生》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作品，是一部丰富的作品。
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
小说表现了农村变革激起了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人生追求的执着，是本时期不可多得的佳作。
『贰』 东海市原型是哪个城市
东海市的原型是上海市。
上海市位于中国华东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球著名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东海市作为一个虚构的城市名称，在很多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和游戏中被用作背景设定。这些作品选择上海市作为原型，不仅是因为上海市的繁华和现代化，还因为上海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上海市地处长江入海口，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条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东海市作为虚构的城市，往往也具备类似的地理特征，作为海上贸易和交通的中心。此外，上海市的历史悠久，自开埠以来就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也为东海市这样的虚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历史背景。
总之，东海市作为虚构的城市，其原型通常是上海市。这种选择不仅是因为上海市的繁华和现代化，还因为上海市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这些元素为东海市这样的虚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