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㈡ 你知道电影发展都经历了什么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1935年3月，由蔡楚生编导的影片《渔光曲》在苏联举办的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上获得了荣获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渔光曲》遂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 际上获奖的影片。1988年，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和姜文主演的中国影片《红高粱》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 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熊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的中国电影。
㈢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㈣ 三十年代电影变革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经过19世纪许多科学家无数次的探索和实验，终于在1895年12月在法国诞生。1896年传入中国，被人们称做“西洋影戏”，在中国放映的早期影片大都是一些很短的片断，也就是这些片断，使中国观众震撼并为之吸引，因为它可以梦幻般的记录和再现生活，而且还具有创造美好生活图景的本领。
从2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开始逐步走上轨道。中国电影也开始在艺术上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创造方法和创作风格，它渐渐的形成了一种传统，可以把这种传统称为“影戏”，它为以后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影戏”一词才被“电影”一词取代。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的觉醒开始推动中国电影变革。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这对中国电影的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广大观众厌恶了那些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向电影界发出了觉醒救国的呼声。与此同时，电影创作人员中也出现了以题材和形式上的创新来寻求新出路的愿望，种种形势迫使电影资本家在创作方针上发生改变。1932年到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电影小组，在“一·二八”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左翼电影运动随之迅速兴起，出现了如《姊妹花》、《渔光曲》等一大批优秀影片。但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是曲折的，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捣毁影片公司、散发反共传单、恫吓进步电影工作者、逼使电影公司老板向右转、大肆鼓吹“软性电影”，左翼电影陷入低潮。形势的压力促进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拍摄了《神女》《桃李劫》等优秀影片，使这段时期成为30年代电影艺术探索最活跃，成果最辉煌的一个阶段。1935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人民抗日的要求重新高涨，推动着左翼电影运动也重新高涨起来，出现了《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从不同侧面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30年代的中国电影还在艺术的创新上作了很大努力。30年代是默片艺术的成熟期，世界电影艺术飞跃发展，各个国家都为有声电影努力着，中国电影人也不例外。1931年，《歌女红牡丹》诞生，是中国第一部整部电影用蜡盘唱片配音的电影。
在思想和艺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之上，不少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手法去观察和展现生活，因此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现实主义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两种风格。第一，让时代生活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夏衍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狂流》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影片之一，它标志着“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开始。这类影片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注意反映时代气息，还特别注重追求艺术的真实性，不仅追求真实的把握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的现实，更重要的是追求在电影叙事和造型各个方面都以细腻朴素的手段再现出真实的效果来。第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的融合，它的杰出代表是田汉，最能代表他创作特点的影片是《三个摩登女性》，在这类影片中，革命现实主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精神，在艺术观上，他们有直面人生的勇气，敢于揭示社会黑暗，强调要反映时代前进的方向，所以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洋溢着一种充沛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情调。
最后，30年代的电影是中国初期电影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流影戏电影的艺术传统并没有完全割断，它的不少经验都在不少创造者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创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探索电影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新途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影片创作中来。这比早期影戏只注重借鉴戏曲和说唱艺术的通俗文化传统就深入了一步，开始涉及到靠从叙事和造型的不同方面结合的综合效果尝试电影的民族化意蕴的表现。代表作是吴永刚的《神女》，它是无声片的巅峰之作，银幕的视觉形象不仅作为一种形象化的叙事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较强的电影美感。《神女》无论是从题材，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形式的表现方面，都渗透出浓郁的民族情趣，形成一种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
30年代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五六年中，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电影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时中国电影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传世之作，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人。这些电影创作者们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进行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探索，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尝试，个人风格得以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之所以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创作者们能够把火热的创作激情与严肃的创作态度结合在一起，广泛学习，勇于探索、这些经验对中国电影的未来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也应努力学习与借鉴。
㈤ 什么是电影
电影，是由活动照相术和幻灯放映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连续的影像画面，是一门视觉和听觉的现代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容纳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现代科技与艺术的综合体。
但它又具有独自的特征，电影在艺术表现力上不但具有其它各种艺术的特征，又因可以运用蒙太奇（法语：Montage）这种艺术性突跃的电影组接技巧，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影片可以大量复制放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影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电影是19世纪美国国家生活水平上升大众产生新需求的娱乐产物。
电影根据视觉暂留原理，运用照相（以及录音）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以及声音）摄录在胶片上，通过放映（同时还原声音），用电的方式将活动影像投射到银幕上（以及同步声音）以表现一定内容的现代技术。
电影是一种视觉及听觉艺术，利用胶卷、录像带或数位媒体将影像和声音捕捉，再加上后期的编辑工作而成。
电影是一种综合的现代艺术，亦正如艺术本身，有着复杂而繁多的科系。电影有很多类型，也有多种分类方法。
(5)中国电影发展的低潮扩展阅读
中国电影发展史：
由1896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国电影活动的开始。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类型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直至商务印书局“活动电影部”的出现，才真正代表中国制片业的开始。
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立体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立体像（3D），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20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涌现出《白毛女》、《祝福》、《林家铺子》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新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中国电影走出低潮，拍摄出《小花》、《人到中年》等一大批反映改革实践、针砭社会时弊的优秀影片。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国大典》、《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焦裕禄》、《凤凰琴》等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照实说，中国电影先后实施了影视合流改革、电影精品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股份制、集团化改革等主要措施，艺术质量和形式都有崭新的突破和提高。除《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喜莲》、《那山那人那狗》等作品外，还出现了《不见不散》等贺岁片、喜剧片的新样式，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
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形成了国有、集体、民营多种所有制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电影发展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邓小平》、《可可西里》、《台湾往事》等力作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英雄》、《神话》、《震撼》等国产大片共同占据了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并在世界影坛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中国有30多部影片在40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2012年共生产各类电影893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超170亿，而团购票为国内电影票房贡献了近27亿元，为广大影迷们节省了50.12亿元生活开支。
对于影院团购市场的火爆，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电影票和餐饮婚纱相比，它的标准化程度更高，电影院也比一般餐馆的接待能力更强。其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电影票的票价仍然偏高，电影的需求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团购的出现正好释放了这部分的需求，赢得了广泛影众喜爱。
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在进口大片特别是好莱坞强大的压力面前，国产电影压产量、提质量，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不断丰富类型品种，受到了市场观众欢迎，以超过54%的份额赢得了市场主体地位，涌现出《智取威虎山》《归来》《亲爱的》等一批优秀影片。同时，一批青年电影导演的作品也引起社会广泛瞩目。中国的电影市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2013-2017年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生产故事影片745部（含电影频道出品的数字电影92部），生产各类电影总量达893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170.73亿元，中国电影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
2013年2月，我国影院的放映场次达200多万场，环比1月份基本持平；观影人次达5700多万，增长近1000万人次，增幅达19%；共产出票房21亿多元，大增近5亿元，增幅高达近30%。
㈥ 从香港看中国影市变迁：新一轮影院兼并大潮会提早到来吗
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中国影市，自第二季度以来遭遇了“寒潮”洗礼：仅过去4个月间就三度同比下滑，进入暑期档也未能释放足够能量，至今尚无单片跨过10亿线。另一边厢，由于基建增速跟随大盘涨势常居高位，上半年已初现“影院增，票房减”的局面，令人忧心后市的发展态势。
有鉴于此，曾长期淡出舆论视野的香港再度成为关注点：作为上世纪傲立亚洲潮头的“东方好莱坞”，港岛影市在“金融风暴”后经历长时间的低潮，却在10年前开始走出“慢牛”行情，更在2016上半年一举突破10亿港元，创下历史新高。
下面不妨从内地和香港的变迁入手，探寻影市未来的发展路径。
首先以一线城市为切片，了解市场发展的概貌
自08年起，北上广深便占据了全国城市票房产出的前四名，这一格局稳定持续至今。一线城市占比也成为衡量城乡动态对比的重要指标。而在2016上半年，上海以不到五千万的优势挤下北京，重新登上城市榜头名，这是过去5年来的第一次。
同时，受累于一度走弱至0.8以下的港元汇率，香港在票房产出上被四大一线城市相继反超，落到大中华区第5名；虽然上半年各城市增长率犹有弥合（北京10.26%、上海16.95%、广州12.48%、深圳17.40%、香港12.07%），但考虑到香港在人均观影次数已基本到顶，这一差距将呈放大态势。
而从硬件设施看，尽管上海的影院建设近年加足马力，持续维持在全国第一的位置；但在单银幕产出和场均人次等指标上效率偏低，未能将银幕数的优势全部释放。
另外，深圳在一年时间内增加了33家新影院，总数已经超过北京的169家和重庆的168家，升至全国次席。但影院端23.9%的涨幅高于票房逾5个百分点，对于土地面积位居一线城市末位的深圳而言，饱和竞争的端倪已经显现。相比之下，30分钟车程外的广州在终端扩张上更为稳健，一直稳守全国票房第三的位置。
与此相对，早已走过发展黄金期的香港市场，多年来电影院数量一直停滞不前，在年初嘉禾港威电影城和九龙塘AMC电影院相继歇业后，总数已降至46家的最低位。受制于高昂地租和市场饱和，本地影院投资商多将资金投注于内地，加上院线整合已基本完成（下文详解），总体看来波澜不惊。
不过香港在单馆产出上优势明显，平均达到其余四市的2到4倍，显示出在高度成熟的市场环境中，观影人群和习惯已经固定化，成为支撑“慢牛”的基本盘。
下面化用市场研究中的“行业集中度”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一线城市的影院现状。将一座城市内票房排名前10的影院产出占比定义为CR10，通过整理过去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到影院集中度明显呈下降趋势。
在2014上半年，北上广深的影院CR10都在25%以上，其中广州和深圳分别达到42.1%和38.0%，即排名前10的影院占城市总票房的比例接近四成。这样的集中度在全国范围内也处于前列。
随着影院建设的速率加快，四大一线的影院CR10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2015上半年北京、广州、深圳均有6%~8%的下滑，而上海的跌幅也在4%左右。同时这一数值与各大城市原有的影院基数也呈现负相关，譬如上海原有的影院总数最高，因而新建影院稀释掉老牌影院的份额就相对较低。
到了今年6月底，除了广州的影院CR10维持在28.5%之外，其余三城的市场集中度均掉落到25%以下，上海更是击穿20%关口。由此看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线城市的影院CR10将继续呈下降态势，直到某个零界点令新建影院稀释的份额不足以抵消老牌影院新增的份额，这一比例便会企稳甚至回升。
反观香港
现时的电影院资源已被集中到少数的大型集团手中。目前以约四成的市场份额居香港首位的百老汇院线，旗下握有百老汇、Palace和AMC三个子品牌，背后的管理方便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安乐不仅涉足电影投资和发行等业务，在内地市场也运营数十家百老汇/百丽宫影城，拥有健全的全产业链布局。
而隶属于立基集团的UA院线也不遑多让，目前旗下有10家影院和50余块银幕，包括全港仅有的4块IMAX银幕，整体市场占有率约1/4。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1963年的母公司立基集团业务涵盖房地产、乳制品、食品饮料等领域，同属文化板块的影院运营和电影发行仅是旗下丰德丽控股庞大业务中的一块。
其他大型院线包括港交所上市公司橙天嘉禾旗下的嘉禾院线，从07年开始其市场份额便稳定在10%到14%之间，并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新加坡运营总计近100家影院；隶属于寰亚洲立公司的MCL院线，前者在2013年被丽新集团整体收购，并注入丰德丽控股的资产中；新宝院线则运营着旺角、屯门和铜锣湾的4家影院，体量相对较小；另外华懋集团、天马影视、合和实业旗下亦有影院业态，作为各自庞杂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以仅有一河之隔的深港为对标，影市发展态势更为清晰。
回看2007年，处于爆发前夜的深圳市场容量为1.52亿人民币，同年香港票房收入录得10.75亿港币，以当时0.93534的汇率换算折合逾10亿人民币，超过深圳产出的6倍，可见港岛其时市场地位之强盛。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不过是香港上一个繁荣周期的注脚：在港片迈入“黄金十年”的1980年代末期，全港票房即已突破10亿港元大关，本土制作和渠道扩张齐头并进，并在1992年触及15.5亿的历史高位。
而在经历“金融风暴”和非典疫情的接连打击后，经济颓势顺而蔓延至包括影市在内的多个领域，香港票房转入“俯卧撑”模式，自1999年起的8年间仅有2001年高于10亿线，直到07年后才重新稳定在10亿港元以上。
㈦ 中国电影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代表人物：郑正秋、张石川、但杜宇、任彭年、沈浮、史东山、邵醉翁、何非光、杨小仲等。
(7)中国电影发展的低潮扩展阅读：
中国电影现状，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中式大片在产量和社会效果两方面都越来越好，重新赢得国内观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它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出现持续上升趋势，对于推广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及其软实力起到积极作用。
中式大片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国际市场有了新的开拓，商业价值也趋于提高。
㈧ 中国电影发展的历程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1931年3月15日，由明星公司摄制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该片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技术。
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的京剧片断《定军山》，为戏曲记录片。它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
七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它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
此时，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但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电影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徐克、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余允抗等等，他们本著对电影的热诚，及年青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