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王孝忠的人物生活
“改头换面”的《地道战》
1965年，王孝忠和张勇手、刘江等人参演的《地道战》一片，原本是一部“军事教学片”，但考虑到影片内容的主题化、情节的观赏性，大家集思广益，配合以擅拍军事科教片的导演任旭东一起，依据本厂拍摄《地雷战》的成功经验，共同将一种单调、枯燥、无形情节发展的非故事片片种，拍成一部在中国影坛上至今还广有影响、且深受广大观众由衷喜爱和欢迎的故事片类。这是八一厂继1962年的《地雷战》之后，是“军事教学片”和“战斗故事片”的一种很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当时，厂领导并不同意更改原片类型，因为拍片经费数额有限，仍以“军事教学片”拨款，导演坚持初衷，在摄制组成立后，除了王孝忠、张勇手、刘江、谢万和四个人是八一厂演员之外，其余全部借用工程兵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包括主要演员朱龙广、刘秀杰等，工程兵部队不但出人出力，还投进了相当一部分资金，以确保影片的顺利完成。影片成功拍摄以后，审片的领导顿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投放市场后，也立刻在广大观众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好评，并在民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年的拷贝增订数在全国同类故事片中高居第一。虽然，影片片头仍然是以“军事教学片”出现字幕，但影片中完整而连贯的故事情节，所弘扬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气节，都给人以极大地振奋和鼓舞。
在影片中最后的结尾处，当回响起高亢激昂的“地道战，地道战，埋藏着英雄千千万……”的主题曲时，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队长在我抗日军民的追赶下猖狂逃窜，按照导演的设想要求王孝忠在自己所骑的战马飞跑的时候，在通往前方挖的一个很深很深的坑道里时，待战马跳跃的时候，同时从马背上纵身跳下，完成这一组镜头。为了防止演员意外受伤，剧务组已经事先在大坑旁边埋上一根树桩，在马跳跃的时候，好让王孝忠紧紧地抓住这个树桩，防止战马跳跃一刻会把演员甩进坑道里。当这一组镜头进行实景拍摄时，王孝忠在摄影机跟踪自己同步抢拍之时，按照规定跳跃战马，由于心里高度紧张，不小心双脚一下子提前脱掉了马蹬，险些从马背上摔下来，说此时，那时快，王孝忠在脱离战马的一刹那间，赶紧用双手死死地抱住了旁边的树桩，飞驰的战马纵身越过深坑，一跃而过。这个镜头一次成功了，可当时为了这个情节，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在一旁紧急待命，唯恐万一出现意外，好赶紧现场及时抢救。王孝忠一次拍完这个高难度的镜头，使这出有惊无险的戏，让现场的救护和剧组人员深深的松了一口气。接下来便是朱龙广扮演的男主人公高传宝追上敌人，在一个破窑洞里一把抓住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面对镜头，伸出双手，来一个气宇轩昂的造型亮相。虽说这部影片明显充斥着一些脸谱化的描写，但却给当时的观众，是一种非常鼓舞人心的感觉。
只可惜，这样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拍出来之后，却是徒劳无功，王孝忠吃惊的发现，在影片公映的完成本里，并没有这样一个情节和镜头的出现。事后，他赶紧追问导演，原来是因为影片已经超过了固定故事片的时间，而被迫删减掉了。王孝忠听后，为此抱憾不已，但是身为一名服从命令的军人演员，他也毫无办法。令他惟一略感欣慰的是，这部《地道战》，连同《地雷战》，再加上新拍的《南征北战》一起，组合成“老三战”，在“文革”之后多年荒芜的中国电影银幕上，以其特殊的涵义仍能够反复、不断地上映，故此，大家在连续、多次的观看中，已经在各自的心里，把电影中的每一个演员、每一段情节，都根深蒂固地牢牢记住。许多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后，都能会记住了王孝忠扮演的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还有刘江扮演的那个“高，实在是高”的愚蠢的汤司令，那些 “高、大、全”的正面人物，由于缺乏鲜明而突出的性格特征，反而在观众心中却相对模糊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由此成功举措之后，在新时期电影复苏后，又陆续推出了《飞虎》、《长排山之战》等一系列不同军事题材的同类标有“军事教学片”的片种。
“对号入座”与“黑帮”奇遇
像王孝忠这种以专演反派、擅演坏蛋且小有名气的“配角”，在“文革”后期，当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大风暴的无情冲击。当时同他一样正直的八一厂同事张良、邢吉田、张怀志、王毅等人，被在中央军委把持大权的林彪集团视为“军队异己”，暗降二级，以“劳动改造”的身份，按士兵复员回乡处理。
1969年，正值“文革”动乱达到全国大乱之时，王孝忠回到阔别已久的东北老家，被重新分配到哈尔滨铁路机务段车辆厂，当上了一名普通的机修工人，这并非是一时半会的体验生活，而是实实在的变相劳动改造，况且这种工人的身份和生活一干就是多年。其中，王孝忠还经历了一段别人从未经历过的“奇特遭遇”。
当时，有一天傍晚，王孝忠在一家小饭馆用餐时，一伙流氓小团伙主动上前搭腔，他们不但早已认出了银幕上的“日本鬼子”王孝忠，而且还打听到他的行迹，而暗地跟踪了他好几天。其中一个装扮时髦的女青年，更是把啤酒杯递到王效忠的面前，主动要同他交朋友，流氓团伙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王孝忠加入他们的犯罪团伙，以他的名气和声望，而成为支持他们的“黑帮老大”。对此早已超出“追星”之外荒唐又无知的特殊要求，王孝忠当时的确感到事态严重，非同小可，尤其自己还是在脱下军装被“劳动改造”的监控之中。他一方面对之晓以道理，一方面暗地里寻找脱身时机。后来，几经回合，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纠缠，并从此改变了每天上班既不能迟到、又要错开下班的时间，以回避流氓小团伙的再次跟踪。为了此事，王孝忠颇费心思地花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保得平安。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到王孝忠“日本鬼子”和反派角色的魅力独具，同时也无形中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电影，在民间一种单一、普及化和大众化的心理效应。
“暮止晨归”的又一台阶迈进
林彪自我毁灭后的1973年，王孝忠等人重获新生，又即将可以重新回到离开多年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是，在王孝忠人生最失意的岁月里，是地处广州的珠江电影制片厂，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接纳了王孝忠、邢吉田、张良、张怀志、王毅等人，大家感到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经过几人慎重合计之后，还是决定继续留在了珠江电影制片厂，而且是一留，就终身留到了现在。
王孝忠一行五人直到1985年，才正式从八一厂办理了转业手续，从而成为早在1969年就离开八一厂，直到1985年才正式算是脱下军装的一批“特殊军人”。
王孝忠在南疆春早的广州，在维系自己后半生的珠影，不但继续延伸着本人努力超脱脸谱化的个性表演特色，而且还力争将自己的戏路，朝着喜剧方面发展，如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皆大欢喜》中主演的王厂长，就是一个实践良机，也是他一辈子擅演反派的大翻身。对于戏路，对于表演，作为任何一名演员，当然是希望更好地塑造出不同类别的银屏角色，王孝忠也不例外。但他对艺术严谨的主导思想和创作思路，无形中要求他要非常认真、精益求精的对待每一个角色，而从不过多过滥的“滥竽充数”。
王孝忠一辈子演戏做人，悟出了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而对于自己一生中的银幕创造，则自愧遗憾，深感不足。他对于上影厂的著名演员李纬推崇直至，认为他亦反亦正，在举手投足间都有戏份，认为自己发挥角色较为满意的是《回民支队》中的反派人物白守仁，有一种人物性格转变的复杂性；而最大的败笔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古装片《海瑞骂皇帝》中，扮演的大奸臣王金，因是第一次扮演古代人物，缺乏必要的案头准备，再加上由于是香港导演从商业角度出发，注重讲究时效和过多考虑市场的“短、平、快”操作，而糟踏了一部很好的题材，甚为可惜。
一席话道出了演员对自己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直白评价，也同时流露出对当今影视界，个别不顾艺术质量，粗制滥造、追求金钱利益价值的不良现象的一种蔑视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