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周建华的主要事迹
“这本子是我的战场，我在这里呻吟，我在这里飞狂，我在这里助弱，我在这里抑强，热血的人们，同仇敌慨，来此战场杀豺狼。”这是抗联一军三师政委邓晓村在中学读书时写下的豪迈诗句。他以光辉的英雄业绩、用短暂的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誓言，把24岁的火红年华献给了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
少年立志
邓晓村原名邓荣贵，化名周建华，笔名碧天。1913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吉林省双阳县佟家乡太阳岭村一个经济破落的封建家庭。邓晓村自幼天资聪慧，四、五岁时就能背诵父亲教给的一些古诗。1920年刚满7岁开始上学，多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就在邓晓村高高兴兴的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家庭。担任县农务会长的父亲邓秀山因天灾粮食欠收，无奈减免了农民应交的谷税，而激怒了县知事，被抓进监狱，为了赎父亲出狱，家中卖掉了30垧农田，又将其年仅16岁的三姐聘出。年幼的三姐在婆家不堪虐待，郁闷而死。父亲蹲监，三姐惨死，家境的破落给童年的邓晓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一种同情农民的感情。
1926年邓晓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双阳中学。他刻苦读书，手不释卷，深受师生喜爱。1930年春，当时被警方通缉的我地下党员肖丹峰正在这所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师。邓晓村感到肖丹峰老师知识渊博，深谋远虑，思想开阔，非常愿意和他接触。他经常向肖丹峰提出：“国共为何打内战?中国的前途究竟怎么样?”肖丹峰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耐心解答。从此以后，肖丹峰介绍给邓晓村一些进步书籍看。如鲁迅的各种著作，外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和唯物论常识等。通过肖丹峰的启蒙教育和阅读进步书籍，邓晓村懂得了不少人生哲理。他挥笔写出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的文章，文中写到：“我总括地答一句，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壳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他目睹三十年代东北农村萧条败落的景象，深为农民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焦虑。邓晓村在一篇题为“农民生活之一瞥”的日记中写到“农民该有几个死呢?农民生活为什么苦到万分呢?官逼兵欺，怎么这么痛苦呢!他们何时出了这个苦海呀!”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邓晓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种怀有摧毁旧世界，拯救人民出苦海的革命志向。
投身革命
1930年暑期，邓晓村于双阳中学毕业，考入吉林省立第一高中——吉林一中。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为寻求革命真理的邓晓村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象一颗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一样，得到了更好的萌发和生长。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民不聊生，邓晓村的内心无比悲愤。此时，他写了大量的日记和散文，抒发感慨。在题为《在征途上》的一首诗中写道：“满天的乌云，笼罩着大地，满地荆棘，触杀着我的心……孤单的我，坐在三等火车上，四下了望，心绪彷徨。”一次他和同学谈起心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日寇侵占了东北，人民不得生存，尤其我家萧条，读书尚不能支持，还不知有多少人与我同病相怜呢!”邓晓村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日情绪，引起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地下党员李世超同志通过开展一些进步活动，主动地接触了邓晓村，并向晓村宣传党的性质和任务。邓晓村在与李世超谈话中表示：“为了拯救祖国就必须有不怕自己牺牲的精神，以赴国难。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摧毁旧社会，和这些恶魔拼个死活!为拯救中华民族，我宁可抛头颅决不忍辱偷生。”党的培养和教育使邓晓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光明所在，他由消沉变坚强，由沉闷而变激动，并写下了《我们的救星到了》的铿锵诗句：“狂风怪叫，万物竞鸣，无边的爆土，充满了宇宙，从西方送来的云，怒发冲冠，一往直前恶恨恨的赶来，将要毁灭了凶残的一切，一切的凶残……啊，社会的凶残毁灭了，世界的恶浊洗净了，是我们的救星到了。”
1932年5月，邓晓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万分激动地写到：“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有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
邓晓村入党以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2年下学期，根据党的指示，邓晓村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吉林一中的反对读“四书”、“五经”运动，并和同学一起赶走亲日派训育主任荣绪。荣绪是一个日寇汉奸，他严禁学生读进步书籍。一次在检查学生宿舍时，他发现邓晓村的诗稿，有对时局不满之情绪，便让邓晓村在朝会上作检查。邓晓村列举大量事实，痛斥了荣绪，这使荣绪大为恼火。这年暑假，由于松花江发大水，上万人遭受水灾，为救济灾民，吉林省教育厅发起募捐。为了开展募捐运动，邓晓村组织吉林一中同学演出了独幕话剧《人类之爱》，受到各界的好评和赞誉，可荣绪却指责同学上街演出是行为不轨，并暗中造谣中伤。从而激起一中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找校长说理，并拒绝听荣绪讲课，使荣绪处境十分困难。校方怕学生把事情闹大，不得不辞退荣绪。在荣绪离校的时候，学生们吹号打鼓，并在马车上插着“送训育主任老师荣归故里”的白纸长条旗，象引魂幡一样，为荣绪送行。邓晓村领导的一中反读经运动的胜利，对吉林女师、毓文中学影响很大，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反满抗日的热情。
由于邓晓村政治上比较成熟，又非常喜爱文艺，善于演讲，更愿意和青年交朋友，因此，党组织决定由他担任共青团吉林市特支书记。在做团的工作期问，他秘密地发展了不少进步青年入团。革命的思想象一团火，邓晓村用革命的火焰把他周围的青年爱国热情燃烧了起来，他的文章和诗篇也充满着燃烧力，这个期间他先后写了12篇富有战斗力的文章和56首诗，严厉地谴责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
这年暑假，邓晓村回到磐石(1931年冬，家从双阳搬到磐石县城北门外)。在四祖母的包办下与18岁的农村姑娘阎庆莲结了婚，开始晓村不同意，后来他想通了。一个婚姻不能自主的农村姑娘有什么错，这是社会造成的，我要帮助她提高文化，提高觉悟，走向革命。他手把手的教妻子写字，读书写信，经常给妻子讲述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罪行，在他的耐心帮助下，年轻而朴实的妻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这期间，邓晓村对妻子阎庆莲、妻妹阎玉梅讲了要开展一次反日活动的打算，阎庆莲和阎玉梅听后非常支持。于是他们买些色纸，在一天夜里把窗子用毯子遮好，写了许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青年觉悟起来，我们不做亡国奴!”等反日标语，连夜到工厂、学校商店门前散发。他们机智地把写有“日寇滚出中国去!”的标语贴在日本警备队和伪警察署的大墙上，日本人看了哇哇乱叫，急忙出动警察到处搜捕，这件事轰动了磐石县城，给磐石人民极大的鼓舞。
地下斗争
1933年初，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吉林特支决定，在吉林市建一处联络站(也叫党的地下交通站)，由邓晓村负责。为了便于工作，邓晓村打算把妻子阎庆莲从磐石接到吉林，可是祖母屡次来信，让其停学归乡经营家产。然而邓晓村为党的事业着想，拒绝了祖母要求，挥笔写下“驰骋千里才是骏马，迎风翱翔才是雄鹰”的诗句，表示坚决走革命的道路。1933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邓晓村把家从磐石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七号，及时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站，由他担任站长，爱人阎庆莲，妻妹阎玉梅为联络站工作人员。当时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和磐石县委来往的领导人，从此他家成为党的地下联络机关。
当时邓晓村家中四口人，有爱人阎庆莲和在吉林女师读书的妻妹阎玉梅，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醒华。阎庆莲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意志比较坚强，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晓村的妻妹阎玉梅是共青团员，是位天真热情，对革命事业无限关怀的少女。晓村一家搬入吉林市后，都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为了安全起见，外边门上安了一个暗铃，自己人来一拉铃便去开门，生人一来敲门便可知晓。阎庆莲除放哨外，还负责保管文件，经常把文件藏在帽筒、花瓶和衣柜的后面。当时常到联络站来研究工作的地下党员有李维民、李世超、于克、张弓、于璋等人。那时，经常到联络站来的同志是满洲省委的巡视员冯仲云，他当时身份是哈尔滨商专的数学教授，每到吉林必到邓晓村家，住在晓村家地下一张床上。
1933年4月，冯仲云又一次由哈尔滨去磐石县委、海龙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并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当时冯仲云一身商人打扮，大高个，戴一副近视眼镜。冯仲云来吉林后，邓晓村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把冯仲云安排到联络站自己家中住，给予了热情地接待。冯仲云在联络站居住期间，向邓晓村夫妇及妻妹阎玉梅介绍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过程，还向他们讲解和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使邓晓村全家深受教育和鼓舞。为了传达好中央“一·二六”指示，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在吉林市龙潭山召开有吉林特支成员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冯仲云同志在这个会上，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指出了在东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讲了当前形势和南方苏维埃及红军情况，使大家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
一次，冯仲云圆满完成任务后需返回哈尔滨，当时路费不足，阎庆莲从她私房积蓄中拿出两块银元给冯仲云带上，为了安全起见，邓晓村亲自护送冯仲云到吉林市附近的黑牛圈屯上车。上车前冯仲云和邓晓村紧紧握手，一再向他们夫妇表示感谢。
吉林特支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决定在红五月期间组织师生秘密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上街贴标语，撒传单活动。为了做好这次活动的准备工作，邓晓村拿钱到街上买来色纸。晚上夜深人静后，都集中到他家写标语，由阎庆莲负责用毯子遮好窗户，并负责站岗。这次写标语的内容按着满洲省委印发的小册子写，大家动手写了四个晚上。传单和标语写好后，决定5月6日早按着预定路线分别开始撒传单、贴标语。金景、郭连郊负责在吉林东关一带散发传单，由于他们工作不谨慎，被警察发现破绽，一路跟踪不放，当即将金景二人逮捕，送交到日本宪兵队。郭连郊刚入团，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金景是共产党员、吉林市共青团特支书记。他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屈服了，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出卖了吉林市地下党团组织和革命同志，使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仅吉林一中、一师、女师等学校就有12人被捕。邓晓村所在的吉林一中，被日军包围了，日军拿着枪按名单抓人。邓晓村幸而得到特支书记李维民的通知，才免遭逮捕。当时李维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到邓晓村家，通知了他的爱人阎庆莲，叫邓晓村速离吉林。李维民刚走不久，邓晓村到家。阎庆莲和他说明情况后，邓晓村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保守党的机密，他与阎庆莲立即把重要文件烧掉，邓晓村嘱咐阎庆莲，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怕，日本鬼子长不了。然后邓晓村化装成农民到磐石玻璃河套参加了党的抗日武装。
邓晓村刚离家，就来了五个学生打扮的人，谎称是邓晓村的同学，让阎庆莲说出邓晓村的下落。阎庆莲一看这些陌生人，心里就明白了，沉着地说：“他到教会医院看病去了。”敌人看伪装和哄骗不成，便露出狰狞面目，他们从阎庆莲怀里把孩子夺下来，用力摔在地上，接着用拳脚击庆莲的头部，逼庆莲说出邓晓村的去向，敌人抓走了庆莲，对她使用了各种刑罚，连续折磨了四天，庆莲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几次，又被冷水激过来，肋骨被打断三根，她心里始终记着邓晓村的话，宁死不讲，终于保守了党的机密。
参加抗联
1933年5月，中共吉林特支遭破坏，邓晓村根据组织上决定，来到磐石县委驻地玻璃河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化名周建华。不久，任共青团磐石县委委员，专做团的工作。1934年冬，共青团南满特委建立，邓晓村当选为特委委员。这时南满游击队需要干部，党组织选派他到部队工作。
邓晓村到南满游击大队后，在杨靖宇领导下，他参加了临江、八道江、凉水河子、三源浦、五道沟、横虎头、哈泥河等大小几十次战斗。1935年初春的一个傍晚，邓晓村率领的部队，根据杨靖宇的命令，到临江县五道沟附近等候，同杨靖宇的军部会合，不料，日伪的“讨伐队”先来了，双方交火，打了一场遭遇战。邓晓村当机立断，对敌迎头痛击，敌不知我军虚实，以为中了埋伏，立即逃窜。杨靖宇来到后，了解了战斗情况，赞扬打得好。两支部队会合后，在五道沟得知日伪晚间来偷袭的情报，杨靖宇命令邓晓村率警卫连在冰湖沟口伏击敌人，阻击、掩护军队转移。约半夜时分，敌伪200余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晓村举起枪打出第一发子弹，敌先头指挥官应声落马，于是我军猛烈开火，敌慌忙后退，但后路又有机枪封锁，敌进退不得，只好束手就擒，邓晓村指挥的第一仗获得了全胜。
邓晓村在部队工作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善于讲演，又喜欢教唱歌曲，和士兵亲同手足，人们都愿意和他谈心。
1935年2月，邓晓村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政治委员。1936年春，邓晓村改任抗日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抗日联军第三师组建，邓晓村调任师政委，自此，他与三师师长王仁斋共同指挥三师，并肩作战。
抗联一军三师以清原、新宾为主要活动区域，桓仁、西丰、开原、铁岭、抚顺、沈阳为游击区。邓晓村身为师政委，除分兵指挥作战外，时刻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模范执行党的纪律。一次，邓晓村率部队转移到开原县杨木林子村，听到敌伪运输的车队经过腊木桥子，邓晓村部署部队准备伏击。当一切准备就绪，等敌人汽车到来时，一个老乡跑来说：“乡亲们要我和你们商量一下，千万别在村子里边打，要不，你们离开后，鬼子来报复，我们全村就倒霉了。”邓晓村听了沉思片刻，命令部队撤下来。转移到离村子远一点地方打伏击。正在此时，哨兵报告：“敌人汽车快到了!”转移已来不及了。战士们着急地说：“政委快下令，就在这打吧!”邓晓村严肃地命令：“原地隐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战士们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觉得非常可惜。部队集合后，邓晓村耐心地向战士们解释：“我们抗联是人民的子弟兵，杨司令有‘四不打’规定。其中一不打，就是对当地人民损失大的不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打，敌人要来报复，这里的群众要遭受损失的。战士听后，感到政委的决定是正确的。邓晓村当即率部转移到离村子远一点的地方埋伏起来，当敌人满载物资的汽车返回时被击毁了，缴获了不少物资。杨木林子村群众都夸抗联是人民的子弟兵，邓晓村是百姓的知心人。
1936年冬，下头场雪时，在军部辽宁省桓仁县外三堡荒山嘴子，由杨靖宇同志主持召开军部会议，总结了一师西征失败的教训，决定由三师组成骑兵队快速前进，趁辽河封冻期，冲过封锁线，强渡辽河，与关内北上抗日的红军取得联系，进行第二次西征。
三师领导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动员会，准备马匹和给养，三师的马匹一部分是缴邵本良的，一部分是征收大地主的，由于马匹不足，300人中，一半编为骑兵，一半步行。阴历十月，部队一切准备就绪，邓晓村做了政治动员。由王仁斋、邓晓村带队西征。这次行军非常艰苦，部队几乎昼夜不眠，步行的同志跟不上马队，一路上跑步前进，部队从桓仁县外三堡出发，路经清原、铁岭、开原等地，跨越沈海(沈阳至海龙)和中长两条铁路，沿途冲破许多次敌人封锁和堵截，不足一个月，终于到达了辽河边的清原县三面船石佛寺渡口。不料，这一年气候反常，虽已到封冻季节，辽河尚未结冰。渡船全被敌人控制，大桥被封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我军又长途行军疲惫得很，几次强渡未成，形势非常危急。面对这一严重情况，邓晓村和师长王仁斋研究决定，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存有生力量，尽快撤离此地。在四周被围处境险恶的情况下，邓晓村和王仁斋乘机率领战士顺利突了出去，返回到辽宁省清原县沙河子密营。由于连日行军的疲劳及多日未得饱腹再加上同敌人猛烈的冲杀有不少战士因体力不支而掉队，只剩100多人，杨靖宇司令亲自去沙河子密营探望，命令三师休整，当他们返回清原时继续在清原、新宾、抚顺一带开展游击战。
1937年春，三师奉命“化整为零”。邓晓村率一部去开原、西丰一带活动，作战之余，带领战士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在这里扎下根。
邓晓村部队活动的开原、西丰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日寇十分头痛。这年冬季日寇组成“七县联防队”，日夜讨伐，强迫农民进行“集团部落”，切断同群众的联系。邓晓村部处境十分困难，奉命向清原转移。一天部队来到西丰县龙弯屯，过去这里是抗联游击根据地，现房屋已被鬼子烧光。部队宿营后，粮食断绝，炊事员把每个战士粮袋翻过来抖下一点小米，煮成粥，送给政委，说：“你连日操劳，又累又饿，大家不忍心，叫我把这碗米汤送给你”，邓晓村说：“同志们的心我领了”。说着，他把这碗米汤又端送到伤病员嘴边，伤病员看着政委消瘦的身影，眼含热泪都不肯喝，邓晓村说：“好同志，喝下去，好早日恢复健康上战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支援关内的抗日战争，抗联频频出击，牵制敌人。因而，也引起了日伪军更加紧对抗联的围剿。1937年7月16日这天，日伪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和坂本大佐带20余人乘汽车自清原县城去南山城巡视。我军从县城获悉，邓晓村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决定待机歼敌。7月17日，哨兵报告，敌人汽车向南驶去。18日清晨，邓晓村率部在松木岭下伏击返回汽车。部队埋伏后，敌汽车已返回，但日军冈田少佐奸诈异常，当汽车行至岭西时，命令日军下车，步行搜索前进，至岭顶，冈田和坂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认为“安全”时，才命日军上车向北行驶。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我军的机枪响了，司机脑袋开花，汽车原地不动。冈田、坂本急忙跳车，被我机枪打中，日军慌作一团。除一名士兵逃跑外，击毙少佐、大尉各一名，士兵18名，缴获长短枪20余支，军刀6把，还有衣物等，这次伏击战的胜利，鼓舞了三师士气，杨靖宇亲自到清原沙河子密营慰问三师将士。
以身殉国
1937年冬，邓晓村领导下的抗联三师在西丰、开原两县交界处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断偷袭敌人，日伪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为消灭邓晓村这支抗联劲旅，采取“七县联防”和“篦梳”山林战术，疯狂围剿抗联三师。当时三师仅有七、八十人，不但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冬装、枪械、弹药和粮食奇缺，处境极其危险、艰难。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邓晓村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研究，决定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有计划地向清原转移。敌人一面在后边紧追不放，一面对游击区人民进行烧杀掠抢，搜山并屯，使部队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已是初冬，战士们身无棉衣，口粮断绝了，只剩下一点高粱米饭团来充饥，渴了就抓把雪团吃，不少战士冻坏了手脚，仍坚持随军战斗。一个严寒的早晨，战士来到开原县夹皮山时，这儿地势很高，气候显得特别冷，有的战士负伤流出的鲜血冻在衣服上，皮肉粘在一起，伤病员实在冻饿难忍。一天一个战士在小山沟里点火为伤病员取暖，山地冒起白烟，日伪军发现了目标，“七县联防”主力从四面包围了夹皮山，我军岗哨发现了敌人，立即向邓晓村和柳主任报告，经过研究，感到目标暴露，情况十分危险，决定伺机突围。这时邓晓村的队伍只剩70多人，其中尚有伤病员20多人，两挺机枪。而敌人有8门小炮，20多挺机枪，800多人，兵力大于我十倍之多。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我抗联战士毫无惧色，在邓晓村的带领下，奋力杀敌。邓晓村指挥着队伍，柳主任端着歪把机枪，打得敌人一排排倒下去，敌人的一次次冲锋都失败了，只见死尸满山。战斗从拂晓打到傍晚，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下午三点左右，日军援兵不断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我军子弹已经快打光了，手榴弹也只剩几颗了，继续战斗已对我不利，决定在夜幕降临时，立即组织突围。邓晓村作为这个队伍的指挥员，他挑起最重的担子，主动带领伤病员向开原县的砬子山撤退，柳主任做后续。他们刚来到砬子山，就又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战斗又打响了，邓晓村命令抢占制高点，迅速摆脱敌人，分兵突围。他命令柳主任带队先突围，自己带领三名通讯员阻击敌人，当行至一山岗时，同一股200多敌人相遇，柳主任刚突围出去敌人就冲了上来，邓晓村看多于我军十倍之敌，又命令三名战士马上撤退找柳主任。邓晓村手使双枪猛射，傲然挺立在阵地上，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死死地顶住了敌人。三名战士含着热泪，向清原县莫力红山方向转移。邓晓村为了保存抗联队伍，掩护同志突围，向敌人射出一颗颗子弹，敌人越逼越近，他越打越猛，当日军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腿部时，他不顾流血，跪在地上仍坚持射击，直到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牺牲时年仅24岁。
三名通讯员突围后，来到莫力红山向柳主任报告了邓晓村牺牲的经过，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泣不成声，都摩拳擦掌，决心要消灭日寇，为政委报仇。邓晓村虽然牺牲了，但是抗联三师队伍实力保存了。和他一起战斗和工作的抗联老战士赵振华说：邓晓村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抗联的骨干和坚强的指挥员。冯仲云同志在《艰险的途程》这本回忆录中说：邓晓村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不朽的革命烈士。
邓晓村对党忠心耿耿，他的英雄业绩将与世长存，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年轻的抗联英烈。
Ⅱ 富豪的发家类型
志存高远型
《福布斯》世界富豪、日籍韩裔富豪孙正义19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50年生涯规划：
20多岁时，要向所投身的行业，宣布自己的存在；30多岁时，要有1亿美元的种子资金，足够做一件大事情；40多岁时，要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然后把重点都放在这个行业上，并在这个行业中取得第一，公司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用于投资，整个集团拥有1000家以上的公司；50岁时，完成自己的事业，公司营业额超过100亿美元；60岁时，把事业传给下一代，自己回归家庭，颐享天年。现在看来，孙正义正在逐步实现着他的计划，从一个弹子房小老板的儿子，到今天闻名世界的大富豪，孙正义只用了短短的10几年。
《科学投资》的研究案例，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像孙正义这样雄心勃勃，有计划、有条理地实现着自己富豪梦的虽不多，但也并不是绝对没有。《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一位、总计个人资产达到83亿元的希望集团刘氏兄弟在最初创业时虽然没有孙正义那样的计划性和条理性，但这四兄弟个个都不缺乏野心和雄心。与一般的创业者不同，刘氏兄弟一开始就悟透了“舍得”二字。刘氏四兄弟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本来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都有一份好工作，老大刘永言在成都906计算机所工作，老二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老三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最小的兄弟刘永好在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他们没有像大多数有条件的创业者那样脚踏两只船，随时做着创业失败后洗脚上岸的准备。他们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能够勇往直前，从孵小鸡、养鹌鹑开始，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扩张创业项目，一直发展到搞饲料、搞电子、房地产、金融和资本运作，多角经营，多管齐下，终成大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刘氏兄弟在家族企业做大以后，当兄弟之间在企业发展方向上意见相左时，能够平稳地进行产权分割，完成和平过度，没有伤到企业元气，留下了企业进一步做大的空间。类似刘氏兄弟这样能够如此平稳地解决家族企业产权问题，在中国家族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刘氏兄弟的第一桶金是孵小鸡所得1万元人民币，时间是2个月，投入之小以今天的眼光看则可以忽略不计。
逼上梁山型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80年的后半期，长达10年的时间内完成创业的中国富豪极多属于这种类型，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此种类型曾有出现。其典型代表是连续数年位居《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李晓华，以及创办广东七喜电脑有限公司的易贤忠。李出身贫寒，一家6口挤住一间7平方米没有窗户的住房。李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后下放北大荒，返城后在外经贸部出口大楼食堂做过炊事员，曾因贩卖电子表被劳动教养3年，既而被单位除名。李在走投无路之际为养家糊口，开始捣腾些小生意，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李的第一桶金是靠在北戴河贩卖所谓“美国冷饮”掘得，当时投入资金是3500元，这也是当时李全部的家当，收获则达10万元人民币，时间只有一个夏天。后李又在秦皇岛放录像，获利百万。李真正暴发是后来东渡日本，成为章光101毛光再生精在日本的总代理。李以拥有中国内地第一辆法拉利跑车闻名，时间为1993年。李个人资产据《福布斯》统逾人民币20亿元。易贤忠在创业前则属广州一家国有制药集团属下企业厂长，因女儿患脑疾，为筹集医药费被迫下海。易的第一桶金是为停业装修的广州南方大厦制作500只节能电子镇流器，资本金为从广东中山小榄镇一个小老板处赊销的价值5000元的电子原材料。易以自己50平米住房做工厂，获利千元，后易据此成立白云节能电子电器厂，3个月获利14万元，易将之视为自己真正的第一桶金。易在筹得为女儿治病的钱后，又继续回原厂上班，后因工厂衰败，才不得己第二次下海，创立广东七喜电脑有限公司。易个人资产过亿。
其典型代表是重庆小天鹅集团董事长廖长光。小天鹅集团以酒店业和饮食业为主要经营对象，风靡大江南北之重庆鸳鸯火锅即为廖长光首创。廖家境普通，曾下乡做过8年知青，回城后在重庆城建局当电工，娶何氏七妹何永智。何出名美丽，当时在一家鞋厂当设计师，并擅长服装设计。何氏7姊妹，6个嫁得如意郎君，只有廖身份低微，而何氏7妹何永智为7姊妹中最靓丽者，廖因此备受众人挤兑，境况难堪。廖受此刺激，发誓创业，以出人头地。廖辞职下海后，以出卖住房所得3000元为本金，租得16平米小店面一间，开始经营火锅，初时生意颇为不顺，不赚反亏。廖在妻子理解与帮助下，坚持不懈，专力创新，数月后开发出迥异于传统重庆麻辣味火锅的荔枝味火锅，开始扭亏为盈。廖继而又开发出后来风靡大江南北的重庆鸳鸯火锅，事业开始独上层楼，由小店而大店而企业集团。廖于1982年发奋下海，第一桶金便价值百万。廖个人资产1亿元。顺便说一句，大富豪李晓华当年也曾蒙受类似待遇。
家族遗传型
其典型代表为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4位的荣智健与排名第63位的罗忠福。荣、罗两人又有不同。荣智健为中国著名红色资本家、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祖传基业，创业条件非他人可比。1978年，荣持通行证南下香港，1985年正式成为香港居民。荣身份为香港中信泰富集团董事长。据《福布斯》估计，2001年荣名下个人资产达65亿元。罗同样出身商业世家，祖父解放前曾做过遵义商会会长。罗从小精明干练，头脑清晰，精于计算。罗的第一桶金为做沙发。当时罗新婚燕尔，苦于在遵义买不到沙发，又受汽车废垫启发，察觉做沙发原理简单，于是开始试做，渐成气候。罗的第一桶金价值10万元，时为1979年。罗身家据估计达8亿元。
其典型代表为鲁冠球、沈爱琴、李桂莲等，因所属企业均由原乡镇企业或集体企业转制而来，历史悠久，发展顺遂，符合政策，顺理成章。一般来说，在创业者个人的第一桶金问题上，此类企业大多概念模糊。
赌徒型
其典型代表是有“中国鸡王”之称的大连韩伟企业集团创始人韩伟。1956年，韩伟出生于大连三涧堡镇东泥河村一户农民家庭。韩读书不多，仅有初中毕业。韩拥有木匠手艺，并略懂畜牧知识，因此在70年代中期被招为三涧镇畜牧助理员。1984年韩辞职下海，创业本金为从亲友处告借而得的3000元，豢养蛋鸡50只，同年底，韩从银行贷得15万元，开始兴办养鸡场，一举成为大连最大的饲养专业户，同时亦成为大连负债最多的个体户。韩此举所冒风险极大，而最大风险在于银行。韩倾力一搏，
倘一旦发生鸡瘟或因其他原因创业失败，韩些微个人私产固将荡然无存，而银行无疑也将造成极大一笔坏帐。韩之所以能在无抵押的情况下从银行贷出如许一笔巨款，原因在于当时大连市正在大搞“菜篮子工程”，韩的鸡场扩建计划正是“急政府之所急”。在政府支持下，韩很快又贷款集资208万元，建起一座占地44亩，建筑面积8000平米，饲养8万只鸡的现代化养鸡场。从这一点说，韩不愧为一个顺时而动，把握政策机遇的弄潮儿。韩白手起家，其鸡场第一年产值便达210万元，这也是韩掘得的第一桶金。韩个人身家据估计达4.5亿元。与靠在海南开发热中掘地发财的潘石屹、冯仑等一样，韩伟能成为富豪，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热血型或曰冲动型
张思民、吴志剑均属于此类。张思民尤为典型。此类创业者大多以失败告终，偶有所成者，也大多历经坎坷，并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屡经反复。底气不足或曰后劲不足是此类企业最大特征。1999年3月，吴志剑就因所属政华企业集团欠债2亿元，被深圳市政府在新闻媒体通令不得进行高消费，不得坐高级车住别墅。张思民的海王集团在1992至1997年之间，也曾遭遇极大风险，企业险些翻船。后通过上市，继接上因为盲目投资而险些断裂的资金链，才得以生存下来。海王仍在经受缺乏拳头产品的困扰，其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张思民的第一桶金当是来自澳大利亚投资家的投资，这笔投资达100万美元，张在股份中占大头。张用以创业的原始资本，是3000元的日常积蓄。吴志剑的第一桶金，则是承包原深圳物资公司华东商场，半月获利17万元。吴的创业资本乃写作所得2000稿费。
因缘际会型
其典型代表为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38位的张果喜以及前《福布斯》中国富豪吴炳新。此类创业者的典型特征是本来没想发财，只是想解决一下生存问题，后来竟不期而遇地发了财。1972年，张果喜受在江西余江当地下放的上海知青的影响，怀揣200元，到上海找生路。偶然的机会，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上海雕刻艺术厂发现，一个雕刻樟木箱竟可卖200多块钱。张顿时灵机触发，立刻返回老家按照上海生产樟木箱的程序“依葫芦画瓢”。半年后张氏第一只雕刻樟木箱出品。通过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张自己制作的第一只产品参加了广交会，并幸运地拿到了20套樟木箱的订单，赚了1万多元。这是张掘得的第一桶金。张的创业资本，为变卖家产所得1400元以及江西余江当地盛产的樟木原料。张目前身家据《福布斯》估计为12亿元人民币。如果没有30年前的那次上海之行，张还可只能只是江西余江乡下的一介老农，天天为吃饱肚子斤斤计较。
这一类型还有一位代表即是吴炳新。孔子曰：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吴创业即始于知天命之年。吴一生坎坷，当过工人，做过干部，还做过一任职校的校长。80年代初，吴生病后从内蒙古包头矿务局病休，医生称其罹患肝癌，后肿瘤自动缩小，乃至消失，吴认为是自己本身就有免疫力之功。吴的家境一直不太好，病退后，为贴补家用，吴动手搭暖房、卖豆芽、做些小本生意。1987年初，吴承包包头一家濒临倒闭之小糕点厂，随后又承包一家同样濒临倒闭的小商场。据吴自称，其接手糕点厂时身上只有300元，为办厂，借了2000元，贷了1万元，并从中掘得平生第一桶金，数目约达数万。吴后来承销天安851，承销上海交大昂立一号，掘得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吴的真正发达，是推出据说集3种有益菌种双岐杆菌、乳酸杆菌和肠道链环菌于一体的生物保健型药物三株口服液。将双岐杆菌、乳酸杆菌和肠道链环菌这3类有益菌种集于一体并保持其活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生物、对医学都不甚了了的吴，能够破解这样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令人存疑。吴以50之年，因缘际会，勤力创业，借三株口服液而一夕暴富，又因湖南常德一起产品官司而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起起落落，令人深思。据《福布斯》估计，2000年吴身家达2.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身家不详。
此类型中还可以单独分出一小类，
其典型代表是创办广东巨星影业公司的邓建国。邓是那种其貌不扬，走在街上别人也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人。邓当年在江西临川“搞信息”掘得第一桶金。1991年，邓开始“二次创业”。他兜里揣着1000元，肩上扛着一台由别人抵债而来的旧摄像机来到广州寻找机会。不久他发现拍专题片有钱可赚。几年时间，邓靠拍专题片赚到了10几万元。这10几万元是邓掘得的第二桶金。1995年，当过6年乡村电影放映员的邓忽发奇想，开始筹拍电影，处女作《广州故事》让邓大亏200万。1996年，邓东山再起，注册巨星影业公司，将港台明星汤镇宗、任达华、温兆伦等签于旗下。邓一边笑着付给明星们大把大把的钞票，一边苦着脸四处贩卖自己的影视计划。其实这时是邓一生中最穷困的时候，比他当年在农场打工还穷。那时候他身上至少还没有债，却负债累累。邓顶着讥笑与嘲讽，在巨星成立当年，即投拍了《珠江恩仇记》、《广州教父》、《鸦片战争演义》等影片，1997年，邓的巨星影业公司一举创下广告贴片1.1亿元的惊人收入。此后邓的事业渐入佳境，先后拍下《反贪风暴》、《康熙微服私访记》、《东方母亲》、《美丽人生》、《风流才子纪晓岚》、《猛龙过江》等20余部影视剧，创造惊人业绩。邓热衷炒作，也善于炒作。邓先是炒作他的电影，宣传费用往往是别人的10倍20倍，接着爆炒自己的新闻，不惜以“牺牲”自己找自己的丑闻和绯闻。他曾邀请《还珠格格》的台湾导演孙树培为他执导《风流才子纪晓岚》，并抢走美在花城的选手作此剧的女一号，而且闪电般地与之订婚。2000年，邓被媒介评为“中国影视十大风云人物”之首。纵观邓的创业历程，留下的是一条十分古怪的轨迹，众多谜团至今让人不解。邓的最大特征在于经常不按牌理出牌，热衷炒作，行为言语不受约束，因此经常爆出新闻，也经常得罪人，在圈内有“XX邓”的绰号。有人认为，邓的成功，是中国影视圈“缺人”的象征。据估计邓身家过亿。
知识型
此类型具体而言又有种种不同，如中宜环能(CECO)董事长吴桐，是拥有自有专利技术，靠自有专利技术发达的一类。吴现年35岁。2001年，吴在北京创办中宜环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吴擅长发明，名下拥有多项专利技术，仅其“城市垃圾处理综合集成系统”一项专利，据估计无形资产就达12.5亿元，一家美国名牌杂志估计，吴的专利加起来，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在进京创办中宜环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之前，吴曾在深圳创业，获利数千万，因遭欺诈，资产荡尽。2001年3月，吴携2000元进京二次创业，3个月后，仅向韩国某著名企业出售“城市垃圾分类焚烧技术”15年使用权，获利即超过2000万美元。吴眼下成为媒体焦点人物，原因一是其创造财富的能力，二是他的学历造假问题。据吴自称，其于11岁即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习，主修原子能物理学，有“神童”之誉；14岁赴美，获芝加哥大学国际金融学博士；18岁赴德，获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但经有心人查证，吴的科大少年班学历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金融博士皆属虚无飘渺。其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亦令人存疑。这不免让人想起数月前的吴征事件，可算是又一起吴征博士事件的翻版。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看来并非杜撰。如今国内的海龟博士漫山遍野，占据着最好的位置，享受着最好的待遇，荣光无限，创业就业一律“超国民”，有关部门今后对类似的“海龟”，是不是应该多看两眼?其实吴本来是用不着靠这样假造学历来给自己增光添彩的。吴的诸多创造发明，均已经过实践检验，成效显著，吴因此在环保界享有极高声誉，比之那种学历造假带来的荣誉，这样的荣誉要大得多，也实惠得多。吴此举令人无法解释。
王文京亦可视为靠技术起家的一类，这类创业者除了自家技术外，在创业过程中还更多地借助了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力量，所以有时也会给人因人成事的味道。1988年，王文京从财政部辞职下海，与后来创办连邦软件的苏启强一起，用借来的5万元开始创业，开发财务软件，数月后即进行了产品的发布和展示。王文京等人的迅速成功，与当时财政部的一项政策不无关系。当时财政部规定，不得通过除国有、集体企业以外的财务软件的评审，换句话说，亦即各级财务部门不得使用除国有、集体企业开发出的财务软件之外的财务软件，而王文京的用友独能例外，应该说这与王文京的财政部背景不无关系。这项政策使用友在若干年内都无竞争对手，企业在缺乏竞争的环境里顺利成长。否则，以中国软件人才之丰富，开发并不复杂的财务软件，当属举手之劳。这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在中国富豪的发迹史中，这一类现象并不少见，如今又不断地在一些归国创业的“海龟”身上重演。不能公平地对待各种类型的创业者，对所有创业者一视同仁，应该说是国内市场环境相对不成熟的一个特征。王文京身家高达8.4亿元，位居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60位。
时代流潮
第三类是以王志东、张朝阳、丁磊、马云等为代表的一类，是属于被时代流潮硬推上富豪坐席的一类，属于“时势造英雄”。这类富豪被称为“知识英雄”、“知本家”，但实际除王志东曾开发过一个中文平台软件，丁磊曾开发过一个简单的163电子邮件系统外，其他人并未见得有多少技术可言。而王志东和丁磊的第一桶金，也从各自所开发软件中获得，数目达数十万和百万不等。一般而言，这类“英雄”因为缺乏基础起得快，下得也快，正所谓“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者是也。2002年开春，社会上纷传原跨国公司一些中国区高管人员辞职创业的消息，包括原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康柏中国区总裁李金水等人都在传说之中。原爱立信中国公司和诺基亚中国公司 副总裁刘持金则已实际进入管理教育行业，开始自己的创业人生。这是一个新的信号。人们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知识英雄”或者“知本家”只有技术人才能够扮演，其实，对于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阶段来说，那些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跨国公司高层管理经验的人才要显得更为宝贵，也更实用，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将是知识创业的又一类型。如果有人能将管理与技术两种知识创业人才结合起来，其发展将不可限量。
Ⅲ 日本有哪些值得品味的经典电影
日本有值得品味的经典电影：
1、2000年：WHITE OUT、独立少年合唱团、颜、新·无仁义之战、雨停了、末路奇花 Face、雪茫危机、大逃杀、十五岁学校IV、雨停了、长崎漫步曲。
2、2008年：超越巅峰、接吻、放课、联合赤军实录：通向浅间山庄之路、东京奏鸣曲、步伐不停、黑暗中的孩子们、母亲、入殓师、周围的事。
3、2014年：西野的恋爱与冒险、蝉记、纸之月、田野四十九天、我们的家族、小小的家、我的男人、百元之恋、听水的声音、只在那里发光、0.5毫米。
(3)泥河日本电影扩展阅读：
其他年代日本经典电影：
1980年：阿西们的街、远山的呼唤、天平之甍、影子武士。
1981年：车站、野菊的墓、泥河。
1982年：猎熊人、青春之门、疑惑、海峡、楢山节考、蒲田进行曲。
1983年：兆治酒馆、细雪、南极故事。
1984年：上海浮生记、濑户内少年棒球队。
1985年：从那以后、火祭、台风俱乐部、乱、早春故事、梦千代日记。
1994年：爱的捆绑。
1995年：情书。
1996年：燕尾蝶。
1998年：四月物语。